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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沟的记忆

前言

说出真话  留下真相

民国十八年,阴历己巳年三月初八卯时,我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城南乡郭家沟。

    虽然民国建立就已规定使用阳历,但在民间,实际仍是使用阴历,通称黄历。

    生辰八字很重要,考试、合婚,都以此为准,是要记入族谱的。

我出生时,父亲在外上学,还有位叔父和姑母也是在外上学。此时家中已多年没有童言儿戏。我的出现是这一房有了长孙,给祖父母带来特别的欢乐。

    安岳陶姓我家这一支,是用我的高祖绍绪留下的一首五言绝句来排列的:“景大荣绍先,承元世启贤,文明惟永锡,式尔庆其延。”我属于“世”字辈,是第 十一 代。(在“景”字辈之前,还有三代人的辈分,用什么字没有统一规定,他们是始祖迎春;二世祖起虞;三世祖灿。始祖当然还有他的父母和祖先,但那时还没查 到。)

己巳年是蛇年,蛇亦称小龙。我遂有了“世龙”这个名字。现在看来有点“俗”,也不奇怪,来源于农家的“土”。

郭家沟是四川红色丘陵中一个典型的山沟,坐北朝南,向前展开,延伸千余米后为峻峭的白云山挡住,东边是封闭的,但西南角有出口,与流经安岳县城的岳 阳溪上 游相接,那里河滩平时几乎见不到水,但见岩石嶙峋,色青黑,复有水声巨响不断,遂得名响水滩。小时候偶而路过,感到有点吓人。但在郭家沟内则是林深草茂, 四季花开,虫鸟乱飞,梯田如画,夏季稻香,冬季蓄水如镜。我家的祖屋就坐落在沟的上端,梯田的最高层级,任它豪雨如注,都会迅速排走。特别是祖屋背靠矗立 的岩壁,其间仅有数十米长的缓坡,但因坡上草木茂密,且有石砌台阶和排水沟防护,仍无山洪冲击之虞,而从岩壁流出的泉水,量虽不大,用去结剖开的竹简,直 接引入家中的石缸(估计容量约一立方米),一夜即可装满。且不要说不用担心有人投毒,除了小鸟停留简上饮水或梳洗羽毛,百馀年从无人为的污染。

这座祖屋应是我的高祖在道光庚辰(1850)得中进士后建的,有大门上的“进士”匾额和门前桅杆残座可证。到我出生时已约八十年。而在此以前,我的 先人也 应已在此居住至少百年了。因为我的直系祖先自二世祖以下,七代的坟茔都在祖屋的周围。这也是祖屋的周围能形成红色丘陵中少见的绿色山林的一个原因。坟地的 树木是不能随便砍伐的。

这里说得多一点,是因为我在十二岁以前,就是在郭家沟度过的。后来迁到县城南门外的高桥南边新建的住宅,家人将它叫做新房子,其实这才是我家最早的 祖屋, 始祖的墓就在屋后,新房子是拆掉旧宅的基础上盖起来的。祖上创业时盖的房子很简陋,搬到郭家沟(县志记为刘朴实沟)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建起了我出生 所在的祖屋。

1948年春天我离开了安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始终没有忘却故土,特别是郭家沟的祖屋和周围的山林,那里留有我最美好的记忆,纯真的金色的童年。 以前写的《我与科学世界》和《和大自然交朋友》中均有所记述,但都是粗略的勾画。一直想把那些难忘的往事细细的写出来。但总以现实需要做的事太多,并自以 为来日还长而没动笔。

德坚猝然去世不觉已十五年,虽然自己的心态仍不缺乏青年时的激情,但体力终不如前。想起陈忱的《水浒后传》中,写有梁山兄弟到六和塔去看望武松时, 武松 说,见到老虎只能让开了,但对张都监这样的人还不能放过。很有同感,但也渐渐进入司马温公“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 忘。”的境界了,真刀真枪干不起来了。所幸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只要记忆还在,就仍然可以发挥出历史的力量。五柳村建站十几年来,许多朋友已显示出说出真 话,留下真相就有作用,别的不行,这也是我能作到的。

因此,即日起,在《我的回忆与思考》这个专栏中,我将陆续写出一生中的见闻。虽然文采没有了,也没有什么章法,但保证说的是真话。

陶世龙,2012年8月1日。

本文在腾讯个人空间和和讯博客发出后,仍在安岳居住的族弟世雄先生专程到郭家沟拍来照片。图中最右的灰瓦房为祖屋所在处,原物已不存,现在看到的瓦 房,据告是利用残余基础和材料再 建的。水塘本是大块梯田,长年蓄水,冬季休闲,是产量很高的优质水田。水塘边上生长杂草和灌木的地方,本用于种菜和杂粮,还有香椿树、芭蕉等经济植物。我 儿时吃的是这些自种的蔬菜,后面的山是我上学时必须攀登翻越的,所以我不怕干地质跋山涉水,大概是也我到现在行动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听说现在这里规划为别墅区,所以田地都没种了。在这里居住确实很能得自然之趣,但要来的人多了,不知会如何,而本来可以供应大量优质蔬菜粮食的土地失去,又感可惜。

能得到一点安慰的是,据说曾被大量砍伐的山林又恢复起来了。只是在山林中及周围的我家祖上的几十座坟墓,五十多年前即被荡平,不可能恢复了,所以自1948年春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陶世龙补记,2012年12月2日。

在谷歌地图上可以找到郭家沟,位于地图中部响水滩东边,望城村东南,紧靠google字样之下,表现为黝黑色长三角形状。东南有两个小的分岔,是较小的沟。(点击有下划线的文字)


我的家世


高桥的祖业与始祖的墓

打小我就有个问题。迎春公是我们安岳陶家的始祖,但他也必定有自己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怎么就成了始祖呢?

大人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再往上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只好从他这里开始了。

不要说再往上,迎春公本人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留下,全靠世代口耳相传留下的一点情况,和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材料来分析推断。

在明末清初的大乱之后,大概是在清康熙年间,始祖从贵州避难回来,走到安岳县陶家坎落户。大概原来这里也没有名字,姓陶的人多了,才叫做陶家坎。

他的第四个儿子起虞,在县城南门外高桥河边开了一块地,始祖过世,也葬在这里。以后又经过六代,这块土地为我的祖父所继承。

    也许是因自起虞祖后,我家这一支迁居郭家沟,那里成为正宗的祖业,二世祖以下的坟墓都在那里,必须由长房继承。我出生在郭家沟,是因为祖父的伯父无 子就去 世了,守节的伯母要他过继,遂一子顶两房,他安排我的叔父继承这一房的香火,郭家沟的房子和地将来也由我的叔父继承;我的父亲则只能继承高桥这里的房子和 地;将那里的旧房改建新房,有为了分配公平,不让我父亲吃亏之意。

高桥这里这里的土地,位于丘陵的边缘,前面紧靠护城河岳阳溪,能长年蓄水的大田,比郭家沟多,天旱时还可从河里车水,是种水稻的好地方。但这块好地 方当时 为五家人所拥有,我家估计约有水田十余亩,还有丘陵坡地七八亩。比起来我更喜欢郭家沟。那里有树木繁茂的山林,自动流到家里的泉水,地势多变有自然之趣。 高桥这里则要单调得多,新房子背后是缓缓升高的丘陵,土薄石厚,仅有些野草和灌木生长,坡上大大小小的坟茔总有几十座,当因可不占耕地;这些坟茔大多久已 无人祭扫,但谁也不会去动它,听其成为荒芜的残丘。葬在这里的始祖墓,则因后人繁多,不断有人添新土,去芜杂,高大青葱。

陶姓在全国,曾有人估算仅得几百万人,但在安岳县,算是个大族,现在应该已上万了吧。过高桥,沿外南街北行数百米,有陶氏祠,是县城中几个大祠堂之一。

八年前,老家的族人新修了族谱,卷首有一幅照片:“迎春祖墓地及幼云公旧居”,,说明为“图中楼房为幼云公旧居地址(现已在旧址上改建为中共安岳县委党校)原旧居大门上挂有‘进士’匾额,楼房后面右上角平房处,原为我族始祖迎春公的墓地。

看来祖屋和先人的山陵,都只能留在记忆中了。有幸的是,今天还可以印在纸上或流动在这虚拟的空间。

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万物曾不能以一瞬;幼云公的后代,也已无一人还在安岳,各自发展于四方,但人情怀土,对旧居祖墓的消失,仍不免有一丝丝寒族的悲哀。想说的话还有,先打住,下次再谈吧。

2012年8月2日

在谷歌地图上找到郭家沟,位于地图中部响水滩东边,望城村东南,紧靠google字样之下,表现为黝黑色长三角形状。东南有两个小的分岔,是较小的沟。(点击有下划线的字,就可以看到。 迎春祖墓地及幼云公旧居在县城外南街延伸出来道路的尽头。)

 

制陶专业户的后代

陶姓多称是唐尧和虞舜的后代,但尧舜之事在几千年前,仅有传说而无据。历史上的陶家,不仅和帝王沾不上边,当大官的也寥寥无几。陶侃建大功业,一度高踞庙堂之上,仍饱受歧视,只因出身寒门;三代后的陶渊明,即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好归居田园,落到有时竟然得饿饭的地步。

不过传说中唐尧虞舜都曾以制作陶器为业,其后人因而得姓陶,倒是可以相信,因有考古所得材料和周礼等典籍的记载可考。

陶氏乃周代的制陶专业户,“陶”字的形象,就是一个证据。


据甲骨文专家许进雄先生研究,“陶”字的形象,表示一个人蹲坐在地上,使用一根木棍之类的工具给黏土造型(上图中最左的图形所示,为甲骨文)。这土 坯经过 烧结后便称为陶,今天我们叫做陶器。“陶”字最早见于商代留下的陶片上(迄今为止仅发现了一片)。没有字的陶片,出现得更早,已知最古老的是在公元前九千 年制成,年代是用碳的同位素C14测定得到的结果。(详见,从陶字的来历说开去,图据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5年2月修订版219页。)

据张以诚先生研究,中国早期有过大量使用陶器的时代,他甚至主张在石器时代之后,划出一个“陶器时代”。不过在铜铁等金属制品出现后,显然用不着那么多人去专门生产陶器,陶氏也转向种地为主。

说来也奇怪,陶氏似乎也真的与制陶有不解之缘。在当农民的时候,有些人也兼有泥瓦匠的技艺。水浒传中,将一百单八匠中仅有的一位陶姓,安排为主管梁 山泊的 建筑工程,也许就因为有制陶专业户的馀绪。我家在高桥建新屋,便是由一位木工掌墨师和泥瓦工老师傅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

我们的四世祖景铎,按族谱中的记载,他是诰封光禄大夫。性刚直,善丹青。其实他一辈子都是个泥腿子农民,会作画,但不是画在宣纸上,而是画在粉墙或木制的门面上。

四川的民居多是用篾片编成墙,抹上泥再盖上石灰,轻便并节省(还不用担心地震)但如尽是白色或加点灰色,不免单调,主人有时会要求在某些场所再画上 一些色 彩斑斓的图象,或在屋檐,屋脊这些部位添加些饰物,属于泥瓦工这一行中,技术要求高的活,一般的泥水匠干不了。景铎祖有此手艺,特别是擅长画门神,闻名于 乡里。但是高超的技艺也未能使他致富,特别是一次他为一大户人家画门神,中间口渴,赤足进入人家的堂屋,倒了杯茶喝,被主人一番申斥。景铎祖不堪其辱,但 也只好记在心中,临终留下遗嘱,后代一定要有人读书,争取功名,出这口气。但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大江祖,未能实现父亲的愿望,而且在三十四岁就去世了,留 下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儿子,即我们的荣唐祖。

因此又等了四十多年,荣唐祖的长子绍绪才能读起书来,科考一路顺风,道光三十年(1850)得中二甲第50名进士,并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在江浙 一带不 稀罕,但在安岳,整个前清时期仅四人入翰林院,故甚为乡里所重。而此时先前曾恶言相向的那大户人家已衰败,房子也被拆卖,荣唐祖遂将那两块画有门神的大门 买回,装在郭家沟新建的祖屋门口,家人天天都看到。这故事也作为励志的家训传给后人。

按朝廷的规定,绍绪公得中进士以后,要追封三代,景铎祖的光禄大夫的头衔,就是这样得到的的。

自此以后,我家从普通的农民转入缙绅之林。见了县官,不用下跪了。但据我的观察,骨子里仍是农民,也许还有制陶专业户的基因。不再下地了,但对农事 的操 心,从未终止。所思所想,仍多与农民一致。而高桥房屋的新建,更使制陶专业户的特点得到显示的机会。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2012年8月3日


我家也是一个大作坊

写罢《制陶专业户的后代》,意犹未尽,因为联想起祖上虽为农家,烧窑制瓦,或百年一遇,但加工粮食,酿酒、缫丝,制作腊肉、香肠、糕点、蜜饯、藕 粉、酱 菜……年年都不可少,而且产量不小,堪称个大作坊。当时我家常住安岳的人口,仅四口(祖父母和我母子二人),加上雇工,人多时也不过七、八人。消费是有限 的。做那么多,是因为要大宴宾客和馈赠亲戚。

我祖父的姑母远嫁在潼南双江镇,两个姐姐远嫁在内江和南溪,难得送一次年货,这三处必定得用自制的精品,而且量不能少。娘家的心意。

宴客集中在正月,有两拨是规模最大的,一在每年正月初四,所有的佃户都要来聚会,男女老幼能来的都来;一次在正月初八,哥老会的弟兄来拜年,祖父是他们的大哥。都是约定成俗,无须通知,自动前来,无有限制。

较小规模的宴会还有几次,族人和亲戚朋友。或有邀请,多数也是不请自来。

龙灯狮子和其他来拜年的,不待饭也得茶点招待。因此食品的需要量超过自家人的十倍几十倍还不止。一部分进城去购买,大部分靠自制。

将稻谷去壳碾成白米,一年到头都是最大的,全过程都是自家完成。一两个月就得有一次,年关前生产得最多。得到的谷壳堆起来,主要用来催旺灶火,扔一把进灶孔,火苗就上来了。糠主要用来喂鸡鸭,极好的饲料。总之,一点儿也不浪费。

酿酒完全是为了待客。安岳多是用高粱酿酒,对设备的要求高,我家酿酒则无须这些设备。将蒸熟的糯米(江米)洒上碾成粉末的酒药,加上水封在瓦缸里, 几天后 就发酵成酒了,滤出来装坛再用泥封上,需要饮用可随时打开。因为米、水和酒药都是白色,故称为“三白酒”,实际酒带黄色,应属于黄酒一类。在安岳,常见的 是烧酒,高级一点的有大曲,都是白酒;三白酒是我家特有,用来待客有面子,还省了买酒的钱。真要是买酒待客,这笔开销是很大的。

制作三白酒的过程似乎很简单,但要把酒药的用量掌握好,并挥洒均匀,还有温度降到什么程度才洒酒药,都大有讲究。当时没有科学的检测数据,全靠经 验。那酒 药的质量更是成败的关键,估计是从下江带回,因我祖上在安徽、江苏游宦二、三十年,有机会搞到,这三白酒的制作方法,估计也是那时学到的。

我家使用的泉水是从砂岩中渗出的,清澈甘醇,应该也是能自有特色的一个原因。

家中的食品生产,一般都是由我祖母提调指挥,惟独这三白酒是我祖父亲自掌握。不过经过多年培养,佃户中有位姓周的年轻人也学会了,可以帮他一把,无须事必躬亲。

三白酒一年只做一次,一次好多坛,不送人,估计是包装运送都有困难。这酒说的多了一点,是因为有时想,如果是在眼下,作为商品,会有销路的。它是我家的产品中量大并最有特色的。

其他产品,安岳农村中多有,值得一提的是蜜饯,因制作它需要白糖,而安岳只产红糖,故稀有并价高。祖父的二姐嫁在内江,那里盛产甘蔗,他们家又开有 糖厂, 因此每年送年货去,除他们的回赠,还要购进一批白糖挑回,我家也就有条件煮制蜜饯。水果和冬瓜都是制作蜜饯的材料,水果中最常用的是柑橘,需要将它连皮煮 熟压扁,再将内部的籽实挑出来;柚子的厚皮也可以用,但需要将它的表层削掉,只要里面绵软的那一层。制作蜜饯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们煮在白糖水中,温度浓度 掌握不好,质量就不会好。总之,费工且要求心细,因此并不多做。以糯米、白薯、米粉等为材料,主要使用红糖制成的茶食,则是大量生产,有十多种,分别保存 在坛子里,常年可用。

最后,值得特别说一下的是缫丝。因为缫丝可以一次性得到大笔现金收入,这在当时的农村难得的机会。

不过自家缫丝,需要有全套的的设备。缫丝工人可以雇用,但他们只管操作,设备得东家准备;还需要有足够的空房和充足及时的桑叶供应,一般农家不易具 备。我 祖上有在盛产蚕桑地区的生活经历,并用心准备,从湖北江苏这些地方引进的桑树优良品种,种在郭家沟水田的田坎上,养蚕时采撷方便。桑树也因吸收水分充足而 生长良好。来自湖北的叫荆桑,叶片较小但发芽早,正适合刚孵出的幼蚕食用。来自江苏的叫湖桑,叶片大而厚,当它枝叶茂盛时,正是蚕已长大,需要大量桑叶的 时期。仅此就可见先人考虑的周到。

因此我家有长期养蚕缫丝的历史。我出生几年后,赶上四川军阀混战结束,中国的经济和外贸都有发展,大概是在1935年,来安岳收购茧子的商人多,价 钱好, 养蚕太辛苦,干脆就卖茧子,也收入了一大笔,卖出后在饭馆吃了顿饭,还到公园去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位亲戚,但我的父亲和叔父仍在外上学,因此说不上全家 福。)是我童年时代罕有的一次照相。

但是好景不长,没两年,来收购茧子的商人少了,没有了。大批茧子卖不出去,等到化蛾子就完了。只好又雇工缫丝。运到成都去卖。

没人收购茧子的原因很简单,日本人打来了。

此后我家再也没有养过蚕。那些亭亭如盖的桑树,大概也早已不存在了。

 

从“农”到“士”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农工商,士居其首,而农是补充到士的主要来源。

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荣唐祖的长子绍绪(赞臣公)的科举得中,体现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的特色。

由于安岳县在前清仅有四人入翰林院,乡人特别看重,赞臣公习称为陶翰林,我家也就习惯地被称为陶翰林家。四人四个姓,不致误会。

郭家沟祖屋大门上,嵌有上书“进士” 两个金色大字的匾额,说明是在赞臣公有了功名后盖的。房屋历来就是表示身份的一种标志,按典籍所记,等级森严,是不可僭越的。我家的祖屋是高大一些,但没 有看出什么特殊,只是门前一东一西有两座残留的竖立桅杆用的石砌基础,或能见证;那桅杆是用来悬挂表示屋主身份地位的旗帜,一般农家是没有的。

追封三代,有皇帝的诏书,卷起来藏在一个锡制的圆筒中,用支架撑起,供在堂屋的香案上。圆筒表面铸有蟠龙,表明是皇家才能有的东西,从我记事起,没人去动过。有时想起,当时该打开来看看。

荣唐祖着朝服朝靴,头上顶带花翎的画像,还有夫人着凤冠霞帔的画像,并排悬挂在堂屋神龛上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然而他俩其实是勤劳终身的农夫农妇。

乡里流传一个故事,赞臣公得中进士后,报子来报喜,找到郭家沟,见一老汉在犁田,便向他打听,陶老太爷住哪里?是不是在家?老人说,我知道他在 家,并给他们指点了陶家的位置。然后,他洗掉腿上的泥,悄悄从后门回到家中,更衣后出来见了报子。报子大惊,原来刚才见到的就是老太爷。

赞臣公中进士那年,荣唐祖五十四岁,在过去是老人一类了。那报子是从外地来的,不了解情况,没想到老太爷还在下地耕田,合乎常情,因为赞臣公能进京考试,就表明他已中了举人,那有举人老爷的老父还下地呢。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单是一种考试制度,用今天的话说,是一项网络人才使之效忠皇家的系统工程,一旦金榜题名,地位立马改变。难怪天下英才,除个别特立独行者,莫不入其彀中。

赞臣公中进士后两年,他的弟弟襄臣公也得中举人,随后又被选任湖南益阳县知县,并得中兴名臣胡林翼的赏识。在安岳县志中,有关于襄臣公的一段记载:

    少家贫,从父治田烈日中,误缺其锄,父掌责之。公默然自愤曰:弟与兄人等耳,兄读书在馆,挥扇乘凉,我耕褥胼胝,乃与夏畦同病,何苦乐之悬殊也,请受学。

说明当时全家除了念书的长子,都下地干活。而在老二提出读书的要求后,父亲说只要你能象哥哥一样努力,我也让你去读书,果然没辜负父亲的希望,但少了一个壮劳力,父亲得加倍付出自不用说。

荣唐祖是独子,而且两岁丧父,年仅二十二岁的母亲守护他成人,后来为了实现祖父的遗嘱,又让两个儿子读书,他必须加倍勤劳,而且得经营有方,祖屋和山林田园中都留有他睿智的遗迹。从以上零星的记述来看,即便有两个儿子都当了官, 他仍保持着农民的本色。

在襄臣公的墓志铭中,引有荣唐祖给他这个刚当上知县的儿子的家书:“吾家本寒素,总以不玷官声,不滋物议为嘱。”要他“扶善良类而戢豪纵”,在留下不多的文字记载中,称赞襄臣公“赋性刚直,伉爽有气魄。不媚权贵,痛绝脂韦之为。”我相信不是溢美之词。一个亲身参加过耕作的农民的儿子,在十多年中转换为知县的新官,他不会那样快失去记忆。

襄臣公在同治元年(1862)在出差到北京的途中,突发病不治,卒于保定府望都县,仅得年四十四岁。赞臣公也在同治八年(1869)卒于山东临清州任所,也只有五十四岁,而荣唐祖寿高八十二。

 

转入仕途也悲哀

 

我的祖父幼云公,1950年3月30日去世,时瘫痪卧床已三年。因土改尚未进行,早先为他准备的寿衣寿材均得享用,来吊唁的亲友仍很多。土改时在家的仅几个妇孺,是净身出户,家中的全部物件经过反复清理,都没有查出有什么藏宝。但到了阶级斗争更加强的年月,却有人怀疑祖父的棺材里藏有金银珠玉,挖出来开棺检验,结果无所得。

其实老家不是没有值得珍视的遗留,宋徽宗画的白鹰,唐伯虎画的美人等字画,都是真迹,但这得在太平盛世遇到识货的才值钱。还有一屋子书,虽非孤 本善本,不 少也是有价值的。(几年后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安岳县文化馆举办文物展览,提到这些字画,知尚未流失,并由公家作为文物保存,也就放心了。)

出现这类误会,可以理解,因为自赞臣公点翰林后,按学而优则仕的规则,的确是从农家转入了仕宦之家的行列,他的幼子,我的曾祖父云门公,在民国也当过县官,虽官阶不及先人。一般人仍是很羡慕的,拿俸银旱涝保收,叫做“砚田无荒岁”。

老辈人是有窖藏金银以备荒年乱世的,但我家当官的没能从外面拿回钱来,记载称赞臣公卒于临清州署,“没 之日,家无馀财。”家人运送灵柩回安岳后,赞臣公的孙子,我的祖父要念书,竟没钱请老师,只好到百里外的外公家去读他们的私塾。云门公是有些积蓄,但投资 在一家火柴公司,那公司后来破产了,只剩下面值五千大洋的大陆银行的股票。(这些股票的息金,支撑了父辈出外求学,到土改减租退押时用它来抵账,经农会与 银行联系得到认可,其数额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因而家人得到宽待,未受皮肉之苦,先人遗泽发挥了它最后的作用。)

老家财产的积累,主要靠荣唐公对祖业的经营,那时的粮食卖不起钱,不可能攅积起多少金银。

我家还有一笔需要现金支付,为数巨大的特殊支出,将灵柩从数千里外运回郭家沟。除了赞臣公,他的次子先翰,也是同治八年在临清州去世,年仅21 岁;长子候补知县先庚,同治十二年,33岁时也在山东去世;还有襄臣公病故在保定望都后,无子,是过继赞臣公的第三子为嗣,他的灵柩寄存在山东寺庙中;这 些灵柩都必须运回老家,可以想到这得多大一笔开销!

若干年后,我的曾祖父云门公也是病故在外,安徽凤阳临淮关,全家随之扶柩返川。再往后,赞臣公长子先庚之孙元恺,习武从政,辛亥革命后任湖北都督府上校参谋,但第二年就因病亡故,得年仅二十七岁;随后,他在湖北结的夫人也去世了,双双被迎回安岳陶家祖茔。

经济上负担其实不足道,而由于从政离开农家的田园,不能在故里享家族团聚之乐,特别是导致亲人的夭寿折损,则无法弥补。

时乱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白居易的书怀,简直就是我家自赞臣公从政以后,几代人生活的写照。
 
从政以后,果真能展平生志也好,无奈据我的观察,无一人能达到。
 
“书生报国有志,而适应乏术,卒至灾病连年,赉志以没。”这是在台湾的友人们痛惜先父之词,我以为也适用于他的先人。虽然这些先辈中或有人较先父稍能适应。
 
先说赞臣公,是留下记载较多的一位,在山东通知和安岳县志中均有传。
 
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春风得意。十九岁补博士弟子员,也就是当上秀才;二十八岁中举;三十四岁得中进士二甲第五十名,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这是个过渡性岗位,朝廷培养选拔人才的地方,无实权但能接近皇帝,三年后有望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但赞臣公没有留下,外放山东当了个七品芝麻官,原因是 “病腕”,手发抖。他的身体不好,是实情,咸丰元年,也就是他入翰林院的次年,写有一篇《上药王讨病魔书》,中有“谁知去岁款冬,才经旋梓;今年半夏,遂 患采薪。续断无常,和缓之茯神罔效;葳蕤不振,歧黄之大力皆穷。”等语,借中药材名称的语意双关,组合成文,就是他头年回老家一行后,苦于病魔缠身,治疗 无效的记录。
 
作为长子,家庭重点培养的对象,不用下地干农活,举家都希望他能光宗耀祖,对这个少年人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那能不去头悬梁,锥刺股,成天读书,也就失去了青少年应有的生活与欢乐,早早为疾病所困也就不奇怪了。
 
一个初出茅庐不谙时事的书生,乍入官场,也难以估计其中的险恶。因此尽管赞臣公外放后如何尽职守责,结果却是:“有嫉妒者,制造流言蜚语,上陈 部议,降 调,”七品芝麻官也当不成了。幸亏京中也有人为他说话,才又起用为历城县知县,以后地方换了不少,仍是在这个官位上转悠。最后几年升为临清直隶州知州,署 (代理)济南府知府,在即将正式任命的时候,身体实在不行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家谱上记为五十四岁,是虚岁,按现在的算法,五十三。以有病之身,在官场 坚持二十年,也就真难为他了。
 
特别是赞臣公在山东为官不过十几年,为防止莫须有的犯上作乱,不惜滥杀无辜的事件,就遇到过三次。虽然有两次经过他的努力得到缓解*,但不会不对这个走出山沟不久的农民的儿子的心灵造成永久的伤痛。
 
未能阻止的那次屠杀是,同治五年,赞臣公方为历城知县,山东巡抚阎敬铭误闻大成教主张积中将率众起兵,遣军讨之。但积中虽居深山,有徒众,并无举兵之事。赞臣公上院再三阻止,敬铭不听。结果是“张积中及门徒200余人自焚,寨民被戮逾2000人。”(清咸同年间黄崖事件再认识
 
史称阎敬铭“为官清廉耿介,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而且严正无私,“为吏胥所畏”,敢于为民除害。但对大成教的镇压,判 断错误,“后敬铭亦悟所闻弗实,深悔孟浪,遂乞休去。”应是他有了忏悔,说明他还是个好人,但两千多条人命无法抹去。虽然官方发布的阎敬事略或传记中,对 他的这次镇压,无有只字记载。(陶元珍:大成教之远源
 
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使是个好人,在纳入中国特有的家长制官僚体系后,也会干出坏事、蠢事。 从官僚制度上认识到中国的特色,是张东荪先生的卓见,他在 1946年时说的:“中国历史本富于革命,故革命在中国不算希奇的事。并且往往一度革命以后,其情形并不比革命以前有何大异,这乃是由于革命尽管时时而 起,但官僚阶级之存在与政治性的榨压与剥削却始终未变。”(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观察》杂志第一卷第六期,1946年10月5日出版)引人深思。
 
可以设想,如果是在民主的体制下,像阎敬铭这样的错误,应该能够避免。而官员们也无须为自己成天忧心忡忡。

*庶吉士,亦称庶常,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科举进士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情况有如今天的见习生或研究生。

明太祖时开始,选进士于六部诸及 翰林院之下观政。翰林院之下者称庶吉士,六部之下者称观政进士。之后观政集中至翰林院内。明代英宗以后惯例,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 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称为“选馆”。清雍正以后,选馆更为严格,由皇帝主持之朝考决定。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 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被派 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维基百科)

*一次是在任 益都县知县时,县境内采煤户与宁乡汪氏讼,汪氏不得直,乃以勾引匪党谋不轨诬告采煤户于山东巡抚,巡抚撤益阳宁乡两知县职,并严加查办.宁乡县千总以大兵 压境,民皆惊恐,陶绍绪急驰,尽得其情,撤千总兵,而以实上报,一场大规模械斗流血事件终于未伤一人而平息,民赖以安. (这是官方所记,实际上并非民间械斗,而是官兵要屠杀无辜。)
再一次是任临清直隶州知州时,据史籍记载,因淮军在此滋事,抢掠百姓,被村民当成匪徒杀了几个,统兵的英瀚大怒,要发兵剿灭这个村子。“公以为 杀人者死, 罪有攸归,合村数千家,皆无辜也,请分别办理。”英瀚不许,经过据理力争,最后以几个杀人者自动出来承担责任,而避免了淮军屠村。实际上这仍是一个屈从强 权的妥协。


找到还川始祖,曾遭灭门惨祸?

小时候,凭常识我就对迎春公被称为始祖有过疑问。因为他一定也是父母所生,绝不会是头一个。大人的回答是,在此以前没有记载留下,人和事都无从查考。只好由他从头算起。他墓在高桥,代代有人祭扫,谱系清晰可靠。如安岳陶氏宗祠碑所记:

    吾族原籍江南城码头街太子门,自明时徙蜀,世居安岳清流河,子孙繁昌。遭明季避献难,四散流离,国初乱定后,惟迎春公偕妣郑氏,携五子之栋、之 梁、之材、 起虞、之相回籍,卜居城南高石桥及陶家坎等处。嗣后五大房支分派别,迄今椒衍瓜绵,皆迎春公一线所延也。旧谱散轶,先无可稽,祖故以此始。

先父元珍教授是学历史的,曾作考证,因史料缺失,仅可确认:安岳陶家早就在四川居住,不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才来的。明末大乱时逃到贵州遵义去了,清康熙年间才又回来。

因而我一度以为安岳陶家是四川土著,不相信源出江西,乃陶侃、陶渊明之后的说法。因为在追述家世时,习惯将本族名人奉为自己的先祖,许多实无可查证,应重在自身,须知龙凤后代,亦有顽劣。

不过近年来由于史料有新的发现,特别是在内江市东兴区白鹤镇富台村三大四队(陶家碾房),找到了迎春公的父(应葵公)母(陈氏)的墓,还有坟前 的碑,上刻 有““祀男:洪春、先春、迎春、富春”之名;碑后所刻《碑序》中有:“余祖出自明时南京,有业公者奉简命四川川北道………因落业于安岳县二郎滩。后避献贼 之乱,逃窜于东道遵义军民府,……清朝定鼎,公率眷回籍,安家于丁家咀,至康熙甲子陈氏祖母殁葬金山下…………”《碑序》的镌刻时间,为 “大清乾降四十七年壬寅十一月庚申”。族人世雄等曾去现场考察,内江同宗说:“应葵公和陈氏祖婆原葬安岳,而葵公有四子,仅迎春一房居安岳,其余三房均迁 居内江,每年祭扫甚为不便。加之安岳迎春公后裔繁衍昌盛,认为是祖宗护佑所致,于是内江葵公子孙于星夜将其尸骨移至内江埋葬。”

世雄在2003年所著《还川始祖新考》中概括为“清朝定鼎后,是应葵公及陈氏祖婆率四子返川,先后定居于安岳城南、内江白鹤、高梁、杨家场等 地,应葵公为 还川始祖,我安岳陶氏家族与内江陶氏家族均为同一祖先应葵公的后裔,而我安岳城南至县城一带陶氏宗族是其第三房迎春公的子孙后代。因此,以迎春公为我安岳 陶氏始祖,也是正确的,但不应是还川始祖。”事实具在,解释合理,“还川始祖”的称谓也更为准确,不致误会。
但从应葵公上溯,仍有大段历史是空白。在得到内江的陶氏族谱和碑记后,与安岳早先的一些传闻对应比较,陶家从南京迁川,原籍江西,应有其事。

    “陶氏先世南京城太子门马头街人也,原籍江西。先朝不乏忠孝可传,节烈堪表者,奈世远年湮,谱牒散失,宗功祖德无目稽查,幸而前辈传言犹存其概焉。”
    “越至明末时(其他记载或传言,没有“末”字。),有祖公讳业公者,奉命任四川,分巡川北道。数任致仕,返道远,囊空难归梓里。故置业於潼川府 安岳县桐化 乡清流河二郎滩。传数世人丁稍繁,分处各地,有居陶家扁、陶家桥者,有居陶家坡、陶家坎者,又有居断头山者。”(内江市东兴区《陶氏族谱》)

但从业公究竟何迁川?经几代传到应葵公?历时有多少年?其间又出现过那些人和事,均不可考。

在内江的陶氏族谱旧中。谈了业公入川之后,有一段陶家曾遭灭门之祸的记载:

    “于斯时也,公坚忠致君,勤劳王事,无愧乎为君股 臃,为君心膂者也。孰意有梓里陈姓同奉君者,窃位苟禄,以小忠小惠取悦君上,蛊感同僚,假奏吾公类於奸侣,不幸帝心被惑,遂降旨将吾族尽行屠戳。幸(上) 苍眷顾,罗网得脱,神圣有灵缧泄自宽,有公一人得免於难,流落异者。历传数代,方归梓里报仇,陈氏於中情亏,愿结秦晋之好,遂纳公为婿。今窃嫌其词不雅, 驯事亦不经,故节去,仍细书以附於此,俟后人之参考而定可也。”

乾隆三十二年(1767)留下的《安岳县陶氏族谱源流考》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予先世父老传闻:余祖南京城码头街太子门,或云十字街天子门人也。其时莫稽,后有公业祖,奉简命莅西蜀,分巡北道,数任告职,固辞梓里,置业于潼川府安岳县桐化乡,地名清流河陶家湾。传数世,后人稍繁,分庄各处,……斯时公得志,致君泽民无愧。不意有梓里陈姓,同朝窃位苟禄者,假奏吾公为奸侣,帝心被感,遂以予族尽戮,幸公一人得免于难,逃之异省。到数年方归梓里,报仇陈姓之家,陈姓遂纳葵公为婿。

曾被满门抄斩,当然是家族的大事,但均未记入正文,固有缺少材料的困难,似亦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报家族之仇,反而与仇家之女结成连理,岂不是使祖宗脸上无光?

虽然仅有的记述简略,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均交代不清,但我倾向于安岳陶氏有过被灭族的惨祸,盖明季自朱元璋屡兴大狱,株连瓜蔓, 滥杀无辜、 朱棣继之,灭族成为常例。案朱元璋起家于安徽,皖南赣北陶氏南渡后的聚居地。在他得天下后多派嫡系部队去云贵四川驻防,业公入川,或有此背景;也正因本属 其嫡系,一旦被诬为“奸侣”,即使本身无多过失,也难以免祸。最重要的根据则是,在重视家族源流,崇拜祖宗的中国,焉有一个家族聚居二百多年,无一家谱或 其他记录世系的凭证遗留?除非被族诛难以解释。

葵公之妻确为陈姓,有墓及碑可证。陶家不再向陈家寻仇,我亦相信有其事,并认为不必讳言,而应赞许。盖如不化解,冤冤相报,何时得了!两件遗留 的传闻记 录,一为数年后即向陈家报仇,陈姓遂纳葵公为婿,显然有误,而“历传数代,方归梓里报仇”之说可信。葵公没于清初,出生时应已是晚明,显然在灭族几代以 后。此时世事沧桑,已多变故,先世恩仇成为历史,何由仍要后代的年轻人承担。

陶陈两家的结姻,不仅不应贬责,而且应该赞许。特别是在今天,由于一度将人分几类,强调斗争,致使社会撕裂,积怨甚多,如能在正视历史,回归真实,明确是非的基础上,求得和解,从头开始新的生活,实为中华民族之幸。

重温这段家史,感到有特殊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