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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婚照

November 8, 2014

 

这是我们的结婚照,1953年10月拍摄。其实我们是1953年4月30日就登记结婚了,在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政府,德坚从天津来,去到 登记处是下午已快下 班的时候。在那里遇见张治公和杨联馥,他们也来登记。张是我在团市委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大学委员会副书记,不过此时已到别处工作了。四十多年后我和他们夫 妇再相遇,得知他的遭遇比我还坎坷,曾因“右倾”降了三极发配到外地,但好歹两人均健在,落实政策后在天津安度晚年也不错。而德坚已离开人间已九年了,想 起来一切都仍如在昨日。

那时的五一节,要在天安前接受检阅,学校是游行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北京地质学院时任团委副书记,要负责学生游行队伍的组织,所以德坚来了也没时间 陪,而那年也巧,她们天津大学也有一部分人来北京参加游行接受检阅,而且正好借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所以五一那天,我们很方便地到各自的队伍去参加游行。下 午三、四点才回到端王府夹道,地质学院分配给我们一间几平方米大的小屋。在那时能有这样一间屋也不错了。

五一晚上,有游园活动,大学生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是有组织去的,按学校分别围成圈子,在中间表演游艺节目,主要是学生自己表演,间或也有专业的文工团来演出。按说我也应该去担一定的责任,因知道我结婚,就免了我这项任务,有团委书记刘普崙顶着,我也就能放松一下。

当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宽裕,结婚不讲究,也有邀请亲朋好友聚会一下的,一般是茶点相待,花费不是很大。在北京我们都没有家人,朋友是有一批,但都是工作学 习上的关系,不能分亲疏,那时在干部中私人交往还是个忌讳。我想到我在做青年团工作,当时团中央提出,青年团的干部应当做青年的朋友,我是真心去这样做 的,地院的青年都应是我的朋友,怎么办呢?我想到晚上的联欢会,何不到那里,借这次联欢作为我们的婚礼呢。和德坚一商量,她也同意。于是我们买了一大包糖 果,晚上去到联欢场所,向大家宣布我们结婚了,并把糖果洒开,大家抢着接下分享,刘普崙同志和大家都向我们祝福。老刘岁数不大,但是从延安出来的老干部, 和我合作得很好,这次结婚我事先没通知几个人,他知道,他送了我们一套茶具,是我收下的唯一一件结婚礼物。

和大家一起联欢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提前离开回家,算是有了自己的二人世界,但第二天她就回天津上课去了,因此结婚相也没来得及照。等到她办完毕业手续来到清华大学报到稳定下来后,才补照了一张,也就是普通四寸,不过是布纹纸印的,在那时也算可以了。

这张照片就是本文前面那张,在文革中因抄了几次家丢了,但我妹妹那里还保存有,并且是完好的,是我的不多的老照片中比较清楚的一张。听说现在照结婚相要几千上万元,当然精美得多,但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结婚照是最美的。

陶世龙,2006年5月1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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