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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而忘家的实践者--我的父亲陶元珍

November 8, 2014

本文原发在五柳村的和讯博客、腾讯空间和[五柳百草园]等处,而这三个博客在2013年9月均被关闭,幸在百草园中的本文为点点网的wdy34 所保存,即据以收入[五柳文存]。2013年10月28日。

一个国而忘家的实践者--我的父亲陶元珍

三十年前的今天(1980年6月30日),我的父亲在台北的空军总医院,因心脏病不治去世,得年七十二岁。那时他在这个医院卧病已十年了。

在我的一生中,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累计起来不超过三年。

第一次留下父亲的印象时,我已八岁,1937年的秋天。如果不是七七事变,也许还会晚一点。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还有一年才毕 业。

在北大读研究生的父亲

北平是在市民不知不觉中沦陷的,得知日军已进驻,父亲化装成商人逃出,展转回到四川省安岳县郭家沟故里,历时一个多月。

“爸爸要回来了”,老师以此为题要我写了篇文章,所以他到家时,我并没有惊也没有喜,留下的记忆是庄严与肃穆。

父亲到家后,首先到堂屋焚香击,向祖宗牌位三跪九叩报平安。然后是向他的父母跪拜,最后才轮到我向他叩头。  

行礼如仪后,父亲和母亲才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自有许多私房话要说。那时我已读完初小的课程,懂事了,当然不去掺和。

本来我跟着母亲住,父亲回家后,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原来的卧室也成了他的工作室,成天看书写信,间或也写文章。花时间最多的是抄书,有时还要我母亲 帮着抄。

当时我只感到这种抄书很奇怪,是将书中一些字句抄在父亲带回的、一种边缘打有洞的活页纸上,纸是洁白结实的洋纸,常常是一张纸没写满,甚至只有几行字,就 另换一张来用,心里直感到可惜,因为在安岳县只能买到有点发黄的粗松的土纸。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资料卡片,讲课写文章都要靠它,积累得越多越好。渐渐我也 有了搜集材料的习惯,甚至成为一种癖好。

因此即使父亲在家,能和我说话的时间也有限,更谈不上戏耍,没有什么闲情逸趣的记忆留下,也许这缺少了某些儿童应得到的东西,但父亲对我的学习,一直很关 心,谈的最多的是该读什么书和怎样读,有时干脆就是给我上课。后来有一个暑假,他曾给我讲授四川地理。一天拿出一个多小时讲了一个多月,对他来说是很大的 付出了。

五岁时我写出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菊花”。我家有个很大的园子,果木花卉都种,而以菊花最多,大概是因为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的名句,菊花似乎已成为陶 氏家族的“家花”了。我的作文很简单,就是将观察这些菊花所 见记了下来,老师认为小孩子能写成这样也就可以了,寄给父亲一看,他很高兴,寄来图书作为奖品。以后我每有作文,不管好歹都给父亲寄去,要是他认为好,给 的奖品就多;不那么好,也有,就是少一些。

当时我最喜欢的礼物就是书,奖品也主要是书,间或有文具,有一件至今难忘。那是一个方形的青铜墨盒,盒面上刻有我的姓名,还有一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是全文,所以字小,但很清晰而且秀丽,小楷带有行书的风格。它一直伴随我上完初中。别的同学没有我这种墨盒,听说当时只 是北平的琉璃厂才有。给我如此珍贵的奖品,也许还有父亲自己的喜悦,能到北京大学当研究生的喜悦。

对于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 吾谁与归?”初不甚解。及至父亲走完他的一生,才清楚他正是范仲淹精神的实践者,一个国而忘家的人。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父亲出生后三年,中国的君就没有了,但国在,而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是把国摆在君之上的。

我家祖屋的香火上,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位”,一张写有这六个大字的红纸,尽管已经陈旧,红色几乎褪尽,仍不更换,因为是父亲的曾祖父的手笔;我家 本世代务农,是他中了进士又入了翰林院 ,才改变了社会地位,进入士大夫之列。

“天地”是什么?皇天后土,就是社稷,生我育我之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己的国家。感激国恩,报效朝廷,担起天下兴亡,成为家传庭训。 而在父亲懂事的年代,正值列强蚕食我国土,内部却又四分五裂,战乱不休。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成为这个青年人的志向。1925年,父亲从华西协和中学退 学,转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是因为视教会办中学为文化侵略;在省一中他发起组织自强社,公开鼓吹国家主义,而也是在这一年和次年,五卅惨案和万县惨案相继 发生。使他相信这一主张,走上这条不归的人生道路。而这个政治派别按《毛泽东选集》1952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篇的注释:“国家主义派,指当时 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改名《中国青年党》的一小撮法西斯无耻政客”。

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9年春,他收到刚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久的傅孟真先生*一封电报后,马上前往。从现在公开出来的材料得知,当时傅先生是奉命帮助 一些 身在大陆的学者到台湾,首先是陈寅恪那样的大师,父亲够不上;但还有一类是因政治原因而需要离开大陆的,父亲应属于这一类。他是参加了“制宪”与“行 宪”,在任的“国大代表”,自认为不会见容于新政权。当因此而不得不弃湖南大学史学系主任之职,抛下父母妻子儿女只身远走台湾。

由于北平先于湖南和四川为新政权所接管,我和家人的通信中断,一时间不知父亲的消息,及至与四川恢复通信,始知他已去了台湾。1950年初,他通过香港友 人汇来为数不多的一笔款项,我用来买了几本龙门书局的影印教材就花完了。友人附有信件,但他没有。亲友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找到一封我使用北京大学的信封 发给他的信,时在1950年2月6日,从台湾盖的邮戳看,收到的时间是7月14日,路上走了5个多月,但总算到了。

 

 

信的内容是:

父亲!听说你生了病,现在好了吗?善新先生的来信已收到。家中、三叔均有来信 一切平安。我在此仍念地质系成绩也不坏。生活安定。你不要挂念吧!

贺先生汤先生邓先生郑先生**都依旧在此执教他们问你好。

父亲!安心吧 等待些时候我们又会见面的 敬叩

福安

男世龙禀

二月六日

标点符号不规范,更不知怎的,在“父亲”之下加了惊叹号。这是他收到我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朝鲜打起来了,两岸这点联系也切断了。 及至两岸恢复来往,我们有可能联系上的时候,他却猝然辞世,“又会见面”没有等到。

我不知父亲这几十年是怎样过的,但这封信对他来说应当是一种宽慰。但如傅国涌先生在《一九四九年知識份子的抉擇》中所说:“選擇出走的胡適、錢穆、毛子水們同樣有著內心永遠的傷痛,他們「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 地」,漂浮在異鄉、孤島的苦痛始終伴隨著他們的餘生。”

不过父亲也许另有感受,他不是以台湾为异乡。因为从亲友得知,他当时有条件到香港,但还是愿意定居在台湾,因为台湾还是中国的土地。不管所处环境多 么困难,他最关心的仍是如何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多次提出琉球应归还中国。发表有评论:申論琉球應歸還 祖國,  1951;三論琉球應歸還祖國 , 1951;四論琉球應歸還祖國並略論近年的台琉貿易,  1954
琉球再被日據的開端和我政府應有之努力 ,1954

还有,“按庫頁島本係中國領土,清文宗咸豐十年(一八六零)的中俄北京條約,雖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劃歸俄國,但庫頁島並未包括在內。庫頁島隨即為日人所 竊據,日本又以庫頁島與俄國交換,換得千島列島。日俄戰爭的結果,更由俄國將庫頁島南部割讓予日本。美提對日和約草案既將千島列島歸還蘇俄,就應該將庫頁 島南部歸還中國,因為這本是中國的(就是庫頁島北部也應該歸還中國)。海南島、台灣是中國二大島,加上庫頁島,就成了三大島了。”(論對日和約草案領土條款,  1951)曾连续发文论之。(库页岛的法律地位 1954;申论库页岛的法律地位  1951;三论库页岛的法律地位 1951 )

当然这都不过是书生议论而已,与现实相去太远。

风云诡谲多,未来不可测,两大伺国门,俄印心俱黑。

东北蒙新藏,版图将变色,中华好山河,勿使外人得。(作于1969年元旦)

从他遗留的、为数不多的文稿诗词来看,多是这类关心国事或酬答、悼念师友之作,极少涉及家事。他的确是一个国而忘家的实践者。

先父曾有言:历史本为悲剧,其最精彩部分即在挽狂澜于既倒者之活动。这是从他给 湖南大学一个学生研究何腾蛟的论文所作的批语中摘出来的,或许他自感已在悲剧中,而不复有悲伤?

从下面这首诗可以感觉到,父亲实际上仍有着那些选择台湾的知识分子一样的乡愁:

七七事变十七周年感赋即赠


欣周姻兄蕴华表妹伉俪



烽火卢沟忆当年,南迁迤逦海江船。


十到蓉城初识面,两游白下共回天。


飞来久叹家何在,梦返常愁夜未眠。


啜茗溪边更一醉,荒村买酒杖头钱。、



安岳陶元珍云孙

再从他曾要我读陆游怀念唐琬的诗篇,我相信他一定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参见父亲教我读 〈沈园>

在台友人们哀悼他的去世,撰文介绍他的事略时说:“综先生之一生:精通文史,博闻强记,触类旁通,尤擅长中国古代经济史,对明史及近代史亦 有深入之研究;为文则详征博引,辨析缁铢;文不加点,倚马可待;好读书,但不忘救国;平日生活谨严,情感内蕴,伤时怀人,闲情偶寄,一一发之于诗;自奉甚 俭,而待人也厚;尊奉固有道德,亦笃信科学新知;对人极为诚恳,从无谎言戏语,有诺必信。”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在台数十年,始终独自生活,需要 雇人护理时,也只用男工,仅此一端既可见其人。

由此友人们感叹:

 使有健康之精神与生活,凭其超凡之天资与努力,对学术界必有更大的贡献。无如世变方殷,书生报国有志,而适应乏术,卒至灾病连年,赉志以殁,岂独先生个人 之不幸哉,实国家学术界无可补偿之损失也。悲哉!

的确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这话里还有话,父亲去台时年仅四十一岁,而在台三十一年,学术上再无成就,自有其因,不便明言,盖为逝者讳也。读下面这首他留 下的诗及所作题记便知。

 戊申冬杪,余以怔忡宿恙复发,入坡心台湾精神疗养院疗治。院址为故行政院副院长兼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朱骝先先生旧居,已数易主。忆余民卅八年来台,过穗 时 曾承中研院垫款代购机票,俾免舟行之苦。岁月催人,忽已廿载,而骝先先生之逝,亦已数年。睹物怆怀,感赋一律,并谢疗养院陈院长毓经先生暨院中医护先生小 姐。(安岳陶元珍)


坡心故相宅,池沼映园林。


绕树花争发,青柯耸入云。


草萋思旧主,屋敝住痴人。


多谢良医护,冬除尚值勤。

所谓怔忡之疾,就是精神有了病,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发作时自己不能控制,去台大不久曾跳楼以求了断,幸能得救,而后缠绵病塌,心脏日衰,终至不起。

案先高祖赞臣公,先曾祖云门公均远离家乡,游宦在鲁皖苏,亦值内忧外患交困中国,未能展其所长即终於外。及至先父,复未见九州之同,即独归于台海,是更有 可悲者。

物换星移,三十年又已过去。造化弄人,中国知识分子又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这回不是地域的去留,而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当前各种思潮蜂起,否定之 否 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令人眼花缭乱。 国家主义似亦为人所乐道,虽或词语不同,而强调国家至上无二;《毛泽东选集》编者将它定义为法西斯,固有脱离中国实际之失,但亦非全无道理。盖当中国积 弱,处于列强环伺之际,如不强调国家,殆将难以生存于世,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家至上动员全民,各方均无异议,但在外来威胁消除以后,如仍以此为精神动力, 确有走向法西斯的危险,假国家之名以钳制公民言论,剥夺个人应有之权利,正是希魔之所以能得逞于一时。而维护国家利益,运用国家权力之当与不当,界限并非 泾渭分明,有赖公民社会的健全,权力受到各方监督与制约。抗战胜利后,先父再看华西协和中学所在之华西坝,称之为“民主之乐园”,是亦在与时俱进,而在中 国建立民主政体实为他终身所追求。

斯人已逝,往者已矣。谨作此记,固在缅怀先人,亦期来者之可追。

陶世龙,2010年6月30日。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指贺麟、汤用彤、邓广铭、郑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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