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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6)聚首南京

February 8, 2015

聚首南京

经过这次朱叔叔的事,爸爸再也不敢托人了,等到暑假弟妹们完成学业后,和祖母四人买飞机票到达南京,住进海外部宿舍--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的三多里。 二、三、五、八姨也都已回到南京。五姨在重庆时已和五姨丈结婚,生有一子叫重华,现已一岁多,他们到南京后没有房子住,正巧我父亲得到海外部分给他的两室 一厅的一套房子,在广州路专为公教人员盖的公教新村里,我们就和五姨两家挤着住,五姨新婚,住了一间卧室,祖母和德逑妹,永明弟住另外一间卧室,爸妈的大 床就放在厅里,还有一张两层架子床,永辉弟睡下铺,我睡上铺。那时请了一个佣人叫佩姐,她也有一张床在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后来五姨丈的母亲(我们叫太亲 婆)带着一个比我大一岁多的侄儿阿刚也由香港来南京团聚,他们就挤在我祖母的房间里。不久五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名重光。

左图,德坚与弟妹们在南京的家门前

妈妈则因外婆气喘病又加剧,只好买了两张木船票,在路上经历许多困苦,历时个多月才最后到达南京。外婆身体更差了,白天晚上都只有坐靠在那里不断的喘着气,以前我给她捶捶背就会舒服些,现在也不见什麽效果了。妈妈、二姨、三姨轮流守候在她的身边。

在我们还没有搬到公教新村时,我的外婆终因病重不治,在三多里去世了,记得那天我一人靠着墙角哭了许久,但是我想,还是这样安祥地去了好;确实,在灵堂上我看到外婆安祥地躺在那里,脸上的浮肿已消去,经过化装还十分端庄美丽呢。在我们搬到公教新村后,母亲就和二姨、三姨扶灵乘木船回到广州,外婆安葬在蔡氏山坟。

在这个暑假里,我进了三多里附 近的中华女中暑期补习班,因为我在立人中学没有修完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中华女中是个教会学校,我很喜欢教会那种乐於助人的品质,所以虽然进的是补习班, 但我已和学校的嬷嬷混得很熟,我们搬家了,但是我还是要舍近而求远,在这个学校升了初中三年级。德逑永辉也愿意跟我读这个学校,这时德逑读初一,永辉弟在 附小。我们每天来回要多走一个半小时的路,中午妈妈给钱在附近餐馆吃碗肉丝面或阳春面。我们总是三个人拉着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

做曲奇饼乾

在 初中三年级的寒假里,学校组织做曲奇饼乾义卖活动,收入用以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同学。我得到妈妈的支持,就去做了半个月的小工人。这里不是个正规的工厂,在 空旷的山坡上,只有用洋铁皮搭成的拱形房屋一座。白天,这就是饼乾的加工厂,我们在这里面合面,压面、用模具刻出曲奇饼乾的各种形状,然后一块挨一块地放 到烘盘上,再把烘盘送到大门外的一辆烘烤车上,烘成黄黄的冒着浓浓奶油香味的曲奇饼乾,等温度降下来,就拣出来装成一袋袋,这就是制成品了。晚上,我们这 十几个小女孩和一个指导老师就睡在白天当桌子的大木板上。南京的冬天比较冷,有时还飘几朵雪花,我们都没带够被子,只有两个人睡在一起,靠体温互相温暖 着。这样一来,本来互不相识(没有来自同一班的)倒一下子变得亲热起来。白天,在用模具将饼乾刻出形状时,手最容易冻,老师就让我们把烤盘送去烘烤,在烤 箱车上一会儿就暖和过来,我们又再替换着干其他的工作。艰苦的工作我们都支持下来了,没有一个提前回家的,我们看到那麽多的曲奇饼乾,能使濒临失学的同学回到学校来,心中有说不出的满足。

我带着十来包烘好的曲奇饼乾回到家里,妈妈买了一包分给大家吃,都说又香甜又酥脆。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华侨招待所,她在那里当会计,妈妈的同事们也一人买了一包,我的义卖任务就完成了。当我拿着一叠钱交到学校管财务的嬷嬷处时,我是多麽激动啊!

反饥饿 反内战

在 中华女中,我很喜欢画画,是美术老师王木东的得意门生,他曾把我的画送去参加南京市中学生画展。他还组织了一支写生队,有我和苏常等近十个中华女中的学 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大鬼、小鬼及老胡,王木东先生经常带这支写生队到中山陵一带写生。妈妈给我买了全套的写生用具。妈妈任何时候都是支持我我的。后来 爸爸知道了,他说:“一帮女孩子跟着一帮男孩子整天在外面跑,不行。要画可以到海外部去画,那里风景多好!”我想,到海外部去画多没劲,但我又不愿违拂父 意,只好不再去画画了。但是,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朋友,又认识了一批新朋友,我很喜欢和他们聊天。其实,当时我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我觉得国民党贪污 腐化,发接收财,换金元卷,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民不聊生,还要打内战。但是在我接触到的国民党党员中,我又觉得有许多好人,例如我的父亲,海外部派他 以专员的身分到澳洲去视察,每到一处总有不少侨胞送礼,他从不拆开,总是在走后又将这些礼物寄回给人家。他这趟美差回来,除了肚子见长(要我蹲下给他解鞋 带换拖鞋)外,还有两大收获,一是永辉的集邮册上多了许多澳洲邮票;二是他给妈妈买了一个小小的钻石戒指,记得爸爸说:“十几二十年夫妻了,从来没有给你 买过首饰,这是从差旅费中节省下的一点钱买的。”他亲自给妈妈带上。妈妈很高兴,脸都涨红了。但她深知父亲很容易被人欺骗,她把戒指送去鉴定,果然是假 货。在海外部同事们中,上上下下都称我父亲为大哥,是因为当同事们遇上困难时,只要有求于他,他就让妈妈卖东西也得帮。但是当我在中央大学参加过几次晚会 后,我还是站到了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行列中,我觉得“反饥饿、反内战”这口号很得人心。

大朋友们想开一个管夫人民歌演唱会,来募集“反饥饿、反 内战”活动的基金,他们不知从那里得知我母亲在华侨招待所当会计,让我去求妈妈将招待所大礼堂免费借给他们开演唱会。我答应他们去试一试。当晚我就求了妈 妈,第二天她带回好消息说招待所的领导同意了,只是同事们都希望分得一些票子。这自然也是没问题的。我当时的个子已经长起来,比妈妈还要高出半个头,我抱 起妈妈转了一个大圈,妈妈满意地亲了亲我。

管夫人民歌演唱会开得很成功,许多民歌都很动听,我尤其喜欢其中一首“古怪歌”,现在还能唱出来:

古怪多 古怪多 古怪古怪多

太阳西边出呀 月亮东边落哟

天上的梭罗地上栽呀

河里的石头又滚呀滚上了坡哟

滚上坡哟

这首“古怪歌”,改填其他的歌词,也很容易上口,当时很流行,讽刺贪污腐败、物价上涨以至独裁专政的内容都有,老百姓是在借此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演出“悬崖之恋”

在高一 的下学期,学生会组织各班自导自演话剧。我们班的历史老师龚春霖,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来此兼课,他给我找来一个剧本“悬崖之恋”,剧情大概是一个国民党军官 的年轻太太,爱上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故事。因为我是班上的文体委员,所以我征求全班同学的意见,大家都很兴奋,一下子连女主角都物色好了。大家一致推举我的 好朋友郭白蘅演女主角,我则当上了只有一句台词的老工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海报都已发出,就等着看我们的精彩演出了。

一天,教导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这剧本选得不好,令同学整天都谈恋爱什麽的。我说这个剧名及剧本都早已报给 学生会,现在已排练好了,演出的海报都已贴出去了,怎麽能说不演就不演了呢?我的拒绝使教导主任脸都气青了(同学们管她叫母老虎,都说要惹了母老虎就等着 吃苦头吧)。果然没几天,有堂圣经课高锡安先生没有来上,也不知是何人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教导主任推开门,站在门口就叫:“陶德坚,站起来,为什 麽上课时大声喧哗!”我觉得好委曲,大家都在笑,我的笑声也不是最大的。但我不吭声,咬紧牙关忍着快要脱出眼眶的泪水。教导主任关上门就走了,我在课堂上 站了半堂课,同学们不知这次教导主任为什麽专找我的岔子,我也不解释。

“悬崖之恋”终於演出成功了,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心中一块大石头终於放下了。

有一 天,班主任吴毓东先生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将高一下的成绩单给我。吴先生是我最喜爱的老师,她没有结婚,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女儿。吴先生告诉我,本来教导主任 一定坚持给我的操行评为丁,品行为丁的学生会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吴先生说:“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替你争了,连高锡安老师(教化学和圣经课)都说你在圣经课 上从来都是很守纪律的。”我终於忍不住了,抱着吴先生大哭个痛快。回到家中,我把初三结业时中华女中给我的操行甲等的特大奖状也找了出来,和这份品行丙下 的成绩单放在一起,又大哭了一顿,妈妈因为演出及圣经课的事都已知道,现在回家见我又哭成泪人,也就没有多责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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