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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46)别了,清华!

February 8, 2015

 

 

 

清华园的工作组进来了又出去,几个寒暑过去,人事更换频繁,我的问题如故。宋泽芳也回到系里,虽然不再管我的专案了,仍是个不大不小的政工干部。这期间世龙 和我的老朋友林寿屏,也作为工作队的成员重进清华,他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团委书记和世龙差不多同时调到团市委,我在铁道学院就和他相识,我永远记得他,在我 还带着多顶反革命帽子的时候,他不避嫌疑,来到四公寓我的家中,世龙他容易见到,他是专门来看我的。我的事情他早有所知,基于多年对我的了解,他从不相信 我是什麽反革命,但他在和我交谈后,除了增加更多的感慨,又能作什麽!好长一段时间,上面的基调是迟群等虽是坏人,清华批邓的大方向仍是对的,此时邓小平 要是在清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何况我小小的陶德坚。

后来上面的形势又有了些变化,和世龙同为北大学生,并在青年团工作中有过一段交往的胡启立,在复出后也来清华当过短期的政治部主任,当时他住家在北 大,每天早上骑车从清华的西南门进来,而世龙此时常从这个门走出去乘公共汽车,两人第一次见面,胡启立下车热情叙话,世龙曾告诉他,我和红教工一案尚未落 实政策,只希望他们能作些调查,实事求是地按政策处理。胡听得很认真,还掏出小本记下,但是以后并未见动静,尽管以后胡碰到世龙时仍友好地打个招呼,但胡 或政治部都没有找我或其他几个红教工中未落实政策的人作过了解。对此也难怪胡启立,我深知这蒋南翔在清华造就的不漏气发动机,象胡启立这样的个别的外来户 是玩不转的。当时清华还从外单位陆续来过几位老干部,红教工也曾有人去反映过情况,虽受到客气的接待,但事情毫无进展。而后来胡启立和这几位外来干部先后 一个一个都走了。管我的还是迟群时代就管我的人。

直到邓小平复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世龙那影射攻击三面红旗进而攻击伟大领袖一案已被推倒。我的一案,专案组仍然按兵不动,为此我多次找过 他们仍无进展。在邓小平 复出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一天朱起鸣跑来告诉我陈里宁已经释放并已恢复党籍回到湖南,他们给我定 罪的主要依据是为陈里宁翻案,现在证明陈里宁一案就是该翻,那我的罪从何来。我去找到赵炳时,他支支吾吾说朱起鸣讲的事他还不清楚。又拖了一段时间,显然 他们知道陈里宁确实没事了但仍不能放过我,不知他们是从那里得到指点和支持,赵炳时找我去改口说,定你为反革命不单是为陈里宁翻案,你的错误有一贯性,从 为曹昌彬翻案就开始了;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出于你的反动本性,你还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要妄图翻案的好。

又过了些日子,传来了右派也要改正的消息,赵炳时呀赵炳时,现在看你还有什麽说的。这回找他,他是无言以对了。这时上面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一 一复查,但是他们就是拖着不办,我的事久久无人过问。这时世龙忍不住了,他想起在一九七九年夏天参加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胡耀邦接见他们时, 曾说过有什麽政策还未落实的话可以去找他。世龙便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刚刚重新出版的《地球的画像》,送到他的住所。世龙的信写得很简单,只要求清华不要再 拖,没有别的要求。

很快就要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了,过去少有和我打交道的党总支副书记王鲁生通知我,学校决定将过去扣下我的工资全部发还,并给我一张清单要我抓紧核对, 他们要在年底前办完。不久又通知我说校领导 找我去谈话,我到了校党委办公的地方工字厅,一见原来找我谈话的人就是当初我在铁道学院入党时的党支部书记张绪 潭,他是作为工作组成员来到清华的,工作组撤离时留了一些人在清华,林寿屏也曾被要求留下,他对清华了解得太多了,不愿留;张绪潭留下了,听说负责党的组 织工作,所以现在由他来和我谈话。我见到他很高兴,我想,他了解我,我很愿意和他象朋友那样谈谈心。我还是太天真了,这时的张绪潭见到我,是那样严肃和拘 谨,他先向我宣布了他们对我的问题的结论,这回不提为陈里宁翻案的事了,只说我领头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犯了敌我矛盾的错误,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 复 杂性,所以对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宽大处理。然后问我,对这样的结论有什麽意见。我说:“我们是为了要求给陈里宁平反才去十三局的,现在陈里宁已平反,说明我 们去十三局的目的是正当的;我们去十三局,没有人进监狱,也没有人进十三局的办公室,所以周总理都肯定了我们这次行动是守纪律的,他是支持我们的,还要十 三局的干部好好地接待我们,可见我们这次行动并未构成对专政机关的冲击。”张绪潭说:“你还有许多 ** ,说明你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仇视的,所以你们去冲 击专政 机关和学生们去是不一样的。”我说:“那些所谓 ** ,都是诬蔑不实之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既然要做结论,就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 以我要求在做结论之前开一个对证会,请把所谓我的 ** 的人证物证拿出来,我们当面对质,如果事实证明我确有那些 ** ,无论怎样处理都可以;如果证 明那是诬陷不实之词,那麽我要求,过去在多大范围批我,就在多大范围内给我澄清,还我以清白。”张绪潭听了后,从神态上看,对我很不满意,但也没说什麽, 此后他没再找过我,做结论的事也无人提起。

又过了一些时候,世龙的一个当记者的朋友,常来清华采访,他深为我的事不平,他闻知世龙的一个老领导,已调进清华担任党委的副书记,便在见到这位副 书记时提起这件事,得到的回答是,这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个过程,因为解决快了群众思想接受不了。要他转告世龙。啊!群众,群众,多少邪恶借着这个名义在横 行。张三、李四,这清华园里的事,有多少让你自由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讲点真话就是右派、反革命…不在群众之列,这“群众”就只剩下一张空壳,可以随便为有 权势者所用。如果真要说有什麽意见,群众最大的意见恐怕就是被运动来运动去。思想上不能接受的人,我相信是有的,当初那一百五十多名干部联名要求蒯大富清 除“陶德坚之流”就是一种表现,但经过文化大革命, 会有人醒悟过来,当然也还会有人坚持要把我打成敌人,用来证明他的一贯正确。有些人是为了踩着别人向上 爬,整人是他们这号人的追求和乐趣,因此每到搞什麽运动的时候,他们就象吸了鸦片一样,精神马上就来了;但也有不少人品质不坏,但是已被改造得真的成了机 器的一部分,独立的思考已不存在,还自以为上升到了精神的最高境界。清华这台不漏气的发动机,正是因有了这些人而相当巩固。因此这时我深知,将我定为敌我 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是他们退得不能再退的底线,现在看来,蒋南翔造就的这台不漏气的发动机,还在起作用,如果还想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 计走为上,我是该离开这清华大学了。

进入到一九八二年,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工)院长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他那里创建建筑学系,周先生想到了我,约我同去华工。这时我还 是那样没有结论,工资不能增加,职务不能得到提升,住房不能改善的老讲师,不过在图书馆的图集画完后,吕增标提议创办了在当时说来是仅有的介绍国外情况的 《世界建筑》杂志,他要我继续在他手下工作,担任编辑还作兼作出版发行工作,那时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渴求得到新的知识与信息,因此虽因物质条件太差,杂志 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不好,但在中国建筑界仍不胫而走。应该感谢吕增标,他要我在编辑之余给杂志写些文章,并经常督促,这样我努力写成了介绍美国的摩天楼、 玻璃幕墙和多伦多建筑等几篇文章,先后在《世界建筑》发表。永辉弟这时已在多伦多当高级工程师多年,寄来新的建筑书刊,和他拍摄的许多照片,使我的文章得 到充实,版面也生色不少,有人还以为我已去过多伦多了呢。文章发表时,署的是我的真名,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值得一提的事,但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件大 事,不是因为我的牵连使世龙在《地震问答》上不能署名吗,现在连陶德坚的姓名也在全国知名的刊物上出现了。那本图书馆的图集,我画的图最多,出版后吕增标 多给了我一些稿费,但那时未能给我在书上列名,他是一个讲公道的人,同意《世界建筑》发表我的文章,大概也含有还我以公道的成分。

由于周先生的推荐,华中工学院在经过来清华调查后,朱九思院长毅然决定欢迎我到华工。这华中工学院,和地质学院在武汉的新校园只有一墙之隔,这时地 质学院的新校舍已大部建成,工宣队也早撤走了,学校恢复正常,世龙已回到地质学院负责学报的工作,而由于我在北京,此时已决定将他转到地质学院在北京新建 的研究生部。眼看我们这多年牛郎织女的生活就要结束,我如去了华工,就又产生了新的两地分居的问题,我能这样作吗?当然还有一个办法,让世龙留在武汉的地 质学院,但是他在写作科学普及读物上已取得相当的成就,实际上已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科普的事业中,他在北京才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我不能这样要求他。没 想到我刚讲到朱九思欢迎我去,世龙就极力赞成。原来他对这朱九思早有了解,因为朱曾以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的身份,强制执行地质学院迁到武汉的任务,在地 质学院名声很坏。但世龙同时了解到,朱九思尊重人才,敢于用那些在别的单位视为牛鬼蛇神而有真才实学的人,现已不在省委兼职,全力投入华工,雄心勃勃,想 与清华这样的名牌一争高低。他说,你这去,正是时候。而就凭朱九思不管清华不给我作结论就敢要我去这一点,我也动心了。

一九八二年四、五月间,我趁去深圳出差的机会,在路过武汉的时候,到华工去了一趟,朱九思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与清华张绪潭木头人似的冷眼相看,仿佛 是来自两个世界,我拿定主意到华工去,这时小华早已由地质学院将她从东北要去,她的男朋友傅金宝,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了地质学院,现在她(他)们已在武汉 安了家,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到华工还可和她一家互相照顾。

我答应去华工后,朱九思派了专人,把调动的手续办得很快,这年六月,正是号称火炉的武汉最热的时候,我和华工派来接我的王之芬从北京到了武汉;这王 之芬是清华建筑系六十年代初的毕业生,一路上对我十分的照顾,她说这是朱院长交给她的任务。到武汉后先住地质学院小华的家中,随后华工分给我一套较大的房 子,小华就退了地质学院的住房,搬到华工来和我同住。这时我的第一个外孙女傅芮刚刚出世不久,小生命伴随着我新的生活到来,使我格外欢乐。只是和世龙又两 地分居,他虽不时来武汉,我也有机会就去北京,回想起来总是一种遗憾,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把事业放在人生的第一位。

到华工后,周先生被任为建筑学系主任,我被任为系主任助理,投入了忙碌的建系工作。

华工党委曾派出组织部长到清华调我在文革时期的档案,以便解决我被迟群控制的清华党委开除的问题。这位部长回到华工后说,清华请她坐冷板凳。于是我 就这样一直是以个人的政治问题没有结论的身份在工作;不过也有一件事有了结论,那就是我为曹昌彬翻案得到的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给取消了。

后来,华工的建筑系党总支书记霍慧娴,为了办好这新系,让我陪她到清华考察。我陪她在清华建筑系参观了实验室、图书室、资料室、设计院,会见了系主 任及教授们;还去了学校的图片社、出版社。此外,还到了建设部的设计局和科技局。霍慧娴深为我人际关系的良好而惊讶,她说,老陶(这时我已年过五十都管我 叫老陶了)到哪里都不用开介绍信就把事办了,与群众没有隔阂。是的,我到华工参加新建筑系的建设,还参考办《世界建筑》的经验创办了《新建筑》杂志,清华 园内知道的人,无不为我高兴,每当我回到清华的家去商店买菜时,一路上总有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向我打招呼,有时还要停下来多说几句话,在清华,本来认得我的 人不多,这都是批了我近十年的效果。的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一直记得,就是在我戴着多顶反革命帽子的时候,在清华仍有人投我以同情的眼光,当然更不能忘记许许多多以各种方式支持我的清华人。我还记得一次奉 命推着车去收拾一公寓附近垃圾坑的脏物时,一个衰颓的老人走过来倒垃圾,看见我在干这活,充满关怀之情叹息地说:“怎麽让你一个女同志来干这个。”我仔细 一瞧,原来就是当年的蒋南翔校长,他这时就住在这附近普通的公寓里。尽管我曾拉上台陪他挨斗,在那种场合,他显然顾不上其他,所以并不认得我,但他大概看 出了我是一个清华的女教师,发出了叹息。我怎麽也不明白,自己处于困境还关怀着别人的蒋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当年竟把从曹昌彬到袁永熙那麽多人打成右派? 我也看到一些人并无个人恩怨,运动一来却竟能那样凶狠地互相伤害?那一百五十多名干部大部至今我们也不相识,他们当时对我及红教工的人了解有多少,为什麽 就可以在要求将“陶德坚之流”打成坏人的信上签名,甚至是明知其非还要这样干?我还相信他们中许多人并非个人品质不好,很可能是和我一样在为某种信念和原 则而斗争。我开始感到这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走出禁锢了十多年的清华园,在华工开始了新的生活以后,接触到外面的社会,感到他们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并不 是我过去在清华园内接触到的那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我和建筑界的同行的交往中,都能够平等相待,有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通过《新建筑》我还和许多素不相 识的建筑界的有识之士建立了友谊。后来在一九八六年到加拿大参加了祝贺我笃信基督的父亲八十大寿的聚会,见到他和我的母亲都很健康,三个弟弟都已在这里成 家立业,侄儿侄女一大堆。这时小妹和她的丈夫杜卫昌都已来加拿大深造,大家欢聚一堂,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看到那个国家里尽管人与人间仍少不了矛盾,但 总能用民主 和理性的方式解决,为什麽我们总要无休止的斗争?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特定条件 下出现的历史现象,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只应作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于是我更全 力以赴为这个新的建筑系铺路,为《新建筑》铺路,经过大家的努力,华工建筑学系初具规模,《新建筑》杂志在建筑界也有了广大的读者和优秀的作者群,成为有 一定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的期刊。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七年,不觉得华工建筑学系已建立五年了,我们在此时第一次主办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我感到 我该告退了,我需要留下一些时间给我的父母,女儿尤其是我的老伴,我对他们欠的太多了,我要给他(她)们补偿。

一九八八年,在华工建筑学系副系主任和《新建筑》主编的岗位上,我退休了,第二年就来到加拿大,后来世龙在退休后也来和我团聚,开始了新的幸福的家 庭生活,就住在小妹卫昌家里,小妹在这里又给我添了个外孙女杜乐和外孙杜欢,我和世龙含饴弄孙,确实欢乐。我和父母兄弟虽不住在同一城市,但经常能通电 话,不时互相探望,去年我和世龙及小妹全家,还去多伦多为父亲的九十大寿祝寿。我盼望着到二零零三年我与世龙金婚之际,我们去补作一次蜜月旅行,将我们的 小舟驶向甜蜜的港湾,让我们充分享受人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的人生啊!在我走上这最后一段路程时,我要最充分的把握住你。

后语

今天,在我即将到达第三次化疗危险期的前夕,我赶完了这本书,万一不幸,留下的这本书,还可以和世龙及我的亲人作伴。

这本小书,是在病床上凭记忆写成。她仅仅勾勒出我人生的轮廓,好比是一幅素描式的人生画卷,疏漏及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我在书中用了不少人的真名实 姓,只是想请他们作这一历史的见证。我们之间并无个人恩怨,陈乐迁,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记得当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我是多麽焦急呀。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麽 顶撞,造成过什麽伤害,均望各位给予谅解。如果上帝假我以时日,我将续写“新天新地”作为此书的姐妹篇。

1997年3月28日陶德坚于加拿大圣约翰地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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