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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39)来到鲤鱼洲

February 8, 2015

江西南昌市东边的鲤鱼洲,是从湖里淤积出来的一块肥沃土地,一马平川,耕作很方便,但是我们去以前,那里却是荒无人烟。原来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地 区,当 地的居民害怕染上这恶疾,抛弃家园到别处去了。清华的工军宣队却选中了这块宝地来办五七干校,习惯叫作鲤鱼洲清华农场,大概是要让这些人在这种条件下,充 分锻炼一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吧。

这血吸虫病是通过血吸虫的幼虫毛蚴来传播的,毛蚴寄生在一种只有米粒大小的钉螺身上,鲤鱼洲 的水田湿地里有很多钉螺,如果光着脚在那里走,毛蚴就会钻进皮肤,再通过血管进到肠子里停留下来,在肠壁上发育为成虫;成虫产生的卵排到人体外面后,再变 成毛蚴寄生到钉螺身上,如此循环不已,而在这过程中,被血吸虫侵入的人,就会先是肝脾肿大,然后出现腹水,直至死亡。因此在这里种地,必需有防护措施,办 法也简单,在皮肤上涂上一种护肤药物,乾结后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使毛蚴钻不进去,涂一次可以管几小时。但是那些工军宣队的队员,自己不下地,却在人们还来 不及涂好药物的时候,就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催人下地。记得有一次梁鸿文涂药的时间长了一点,马上批判她怕死。有些人为了表现这种“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不等涂上的药物乾结成膜就往水里跳。我反正是虱子多了不痒,什麽大帽子都戴过了,还在乎这顶怕死的帽子,所以每次下水田,我 总是仔仔细细擦好药,等它乾了再下去。

在鲤鱼洲,除了农忙时间下地外,多是制造土坯、水泥瓦…等盖房用的材料,盖房也是我们这些“五七战 士”自己的事。别人还能作点其他被认为更重要的事,我只有苦力的干活,运送土坯的事我干的最多。这土坯是将粘性的湿土装进模子里压成的,比常见的砖块大得 多,加上含有水,所以很重,一块总有十多斤。本来压制土坯是重活,但清华有机器,做起来比较容易,出活也快,而要将机器不断制出的土坯及时搬走,运到晾乾 它的场地上,全靠人挑,这活就重了;那些强壮的男劳动力,一次最多也只能挑八块。我每次也挑八块,不落在他们的后面。我发现,只要挺直腰,挑有重物的扁 担,在你走动时两头就会上下颤动,当它向上抖动时,这百多斤重量就似乎离肩而去,这时迈步最轻松。我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轻快地小跑着。这次到鲤鱼洲,“万 山红”战斗队的李承祚来了,他也来挑土坯,这个正在壮年的男子汉,挑两块土坯就压弯了腰,歪歪扭扭地被我甩下好远,心里得到一种胜利的愉快,因为他们这些 人一向自命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动不动批别人是资产阶级。

我最头疼的是给稻田除草,那些草拔起来不费力,但不容易拔乾净,往往是拔过去了,回头一看还有遗漏,便又退回去补拔。这一来一回就费了时间,所以每次都落在后面,每次都得挨批。不过我对他们说什麽都早已不在意了。

一天的活干下来,回到住地,将早已晒暖了的一大桶水提来冲个澡,晚饭不管菜多难吃(常是白水煮的莴苣叶,又黑又苦)米饭总是香的,一大碗米饭下肚,这一天也就还算痛快地过去了。

鲤 鱼洲夏天的热,是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不仅因为气温高,还因为我们这住房是匆忙建成的临时建筑,比一般的工棚还不如,屋顶仅压有一层黑色的油毡, 隔不了热还吸收了大量的热,到晚上也不凉快;尤其是我住在靠近顶篷的上铺,床上的草席经过一天的烘烤,烫得使人无法躺下,我只好用还不太热的井水把它擦一 擦再睡,而用不着多久,这擦湿了的草席就又已变干,只是人躺着的的地方还是湿的,显出一个人形的模印;这湿润,一半的原因是我在不断流出汗水。为了能够入 睡,我放下蚊帐,脱光衣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再用扇子缓缓地扇风,居然有些效果。有时毛巾又变热了,就用事先准备好,放在蚊帐中的一盆凉水将它泡一下再 用。

在一次夏收大忙的日子,我患了急性痢疾,半夜里爬起来上厕所,正从木工间旁的小道走过时,突然感到要休克了,我刚想到千万不要倒在碎 木头烂钉子上,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感到浑身好冷,这是醒过来了,四面摸了一摸,才发现我是躺在木工间旁的草地上,出了一身冷汗,大便拉了一裤子。我摸黑走 到厕所,扔掉脏内裤,再摸着走到连队的医生住地,一量体温,已升到摄氏四十度。医生给我吃了药,送我回到宿舍睡下,第二天体温降到摄氏三十八度,按他们的 规定,体温只要不超过三十八度就得出工,于是我又去参加夏收,说来也怪,那身体好象也懂得这不是娇气的时候,几天下来,竟然烧退了,痢疾也好了。

鲤 鱼洲的冬天比较好过,虽然也有冷到零下的时候,但只要多穿点,多盖点就没什麽事。鲤鱼洲的冬天留给我仅有的一次深刻印象也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我系一位做 模型的木工在这寒冷的冬天跳了河。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连队紧急集合起来开批斗会,批的就是这位在跳河时被人发现给抓回来的木工,我见他身上都湿透了,缩 成一团还冻得直哆嗦,但是那些工宣队员就象没看见一样,照批不误。当时发配到干校的都是知识分子,工人如不是来管人或作事的,一般不用到干校,这个木工是 因为他爱发牢骚,埋怨不给他长工资,说过从前给地主放羊,过年过节还给点肉吃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木工间一份报纸上的毛泽东像,两个眼睛的位置, 被烫烧成两个小洞,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就怀疑是他干的,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证据,但仍然不放过他,所以他也被发配到了鲤鱼洲,三天 两头要他交代,他实在受不住了去寻短见,却又被抓回来受活罪。

在鲤鱼洲,对我的批判斗争大会自然更不会少开,经常有,我也习以为常了,一 般都没有留下什麽印象,只有一项他们的新发现,至今还记得,这就是认为我死不认罪是因为还有个“绿洲”,这绿洲指的是我的家。他们认为世龙是我的精神支 柱,我在外面经受许多折磨后,仍能从他得到安慰又恢复过来。因此他们对世龙恨得要死,每次世龙来信,他们都要先拆开来审查,但是世龙料到他们这一手,信中 没有他们可以抓到的东西,就更恨他了。

巧得很,一次他们正好批了我这“绿洲”之后,那是一九七○年春节的下午,我正在宿舍,世龙突然出现 在我的面前,他是趁这春节放假的时候看我来了。因为开头这五七干校说是要过一个革命 化的春节,不放假了,但临近除夕,是周恩来下令,应让这些在干校的人也 休息,他们那里的工军宣队得到电话通知后宣布放假,这时已是春节前一天了,他来不及写信通知我,就连夜乘船换火车赶到南昌,第二天一早乘船到了离清华鲤鱼 洲农场还有几十里地的滁槎,到这里没有公共的交通工具可乘了,他硬是步行了六个多小时到了我们的住地天子庙,是一位和他素不相识的清华的医生带着他找到我 的宿舍。我们从宿舍出来坐在野地里相互偎依着,讲了些别后的事。这一切自然是有人看在眼里,报告上去了。所以我们相聚不到一小时就有人来叫世龙去连队的办 公室,坐满了一屋子的人,如临大敌,他们说这里是战备地区,你不能进入,要世龙立即离开,世龙把批准他来探亲的证明给他们看了也不管用,我进去请求他们让 世龙住到天明再走,因为这时天色已晚,而且走出去很远都没有人烟。但是这些手中有权的人,“党性”之强算是到家了,丝毫不予考虑,说怎样走是世龙自己的 事,反正现在就得走。世龙也不愿求他们,决心离去,正巧我家那辆自二手货行车刚刚运到,我就和他去仓库取出打足气,眼看着世龙匆匆地骑车走了。

世龙走后,连队上召开批判我的大会,批判了些什麽,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讲些什麽,只惦记着从鲤鱼洲去南昌近百里地的夜路世龙怎麽走。那车已很破旧,能不能骑那样远?会不会出什麽事,掉到路边的水沟里?

过了几天,世龙来信报平安,说那天晚上他骑车到滁槎后,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骑车到了南昌,然后乘火车到清江再换船到了他们的干校,一路顺利,他在那里一切都很好,要我放心。

说 实在的,他们看出世龙是我的“绿洲”,没有看错,世龙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确实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世界上有他理解我,我就有了一切。我还感觉得 出,就是在这清华,尽管他们把我批了那样久,把我涂抹成十恶不赦的凶徒,但仍然有人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向我点头或微笑致意;在劳动中,工人师傅总是给 我以照顾,都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过去作的事情,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象在对待陈里宁的问题上,究竟是谁有罪呢?公道自在人心。而他们那种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毫无诚实可言的手法,群众不仅从我的遭遇,也从其他许多事情上领教得多了,对他们早已失去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绿洲”还多得很,大 得很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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