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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35)沈孝宇事件

February 8, 2015

 

 

陈里宁案件忙过去,红教工在群众中渐渐有了些影响的时候,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井岗山总部动态组工作的林贤光告诉我,他得到消息,地质学院出了批判沈 孝宇的大字报,“东方红”中掌权的一派就要开会斗争他,公安部五局还准备在会后把他抓起来,而这些事都是经过谢富治批准的。这沈孝宇是地质学院红教联水文 系的负责人,两个多月前,我们曾请他和地质学院另外三位红教联的教师到清华来座谈,他在会上介绍了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体会,由於他有被 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实际感受,联系到多年来他感到的党内的问题进行反思,谈得很实在和生动,当时来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教工约有二百人,对他的印象最为良好和 深刻。现在怎麽突然要把他抓起来而且还惊动了谢富治呢?我和红教工不少成员都很关心这事,立即赶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

这些大字报数量还不是太多,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点:一是准备为右派翻案,二是发表 ** 。

所 谓为右派翻案,从大字报上看,仅是一种推测,只因为沈的妻子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沈没有和她离婚;在沈领导的战斗队中,还有一个成员为了等待戴着右派帽 子的恋人,一直保持着独身的生活;一位摘了右派帽子的教师,居然也被允许参加了他这个战斗队。我们看了后,并未觉得这是什麽大问题。

所谓 ** ,倒是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有一份大字报自称是“沈孝宇在清华红教联讲话记录”的全文,而这个“记录”和我们听到的有很大出入,大字报中有 沈说现在的党已烂掉了,要从零开始,重新建党。我们都没有听见他讲过这样的话,那次会上他不过是从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想到了自己不能再作驯服 工具,讲到了党也应该改造,并无否定共产 党之意,只可惜当时没有防备,没有录下音来。这位不敢写出自己真名实姓的“记录者”,为什麽不当时就在清华提出, 而是在事隔两个多月后,才将这个所谓讲话记录抄到地质学院来张贴?我还得到一个消息,“万山红”的人已到地院来忙碌了好几天了,清华到地质学院看大字报的 人也突然增多。

就在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后没几天,地院“东方红”召开批斗沈孝宇大会,但他早就躲起来了,他们抓不到,便在头天晚上把世龙 骗到地质学院去并稳住他,因为世龙和沈孝宇发表过反对“东方红”头头朱成昭的联合声明,他们认为抓不到沈孝宇不妨用陶世龙来顶替,等到广播通知大家去开批 斗沈孝宇大会时,强拉世龙和沈孝宇领导的战斗队中那位已摘掉右派帽子的教师到台上,但会上的发言都是针对沈孝宇的,世龙在台上不断地反抗,呼口号,台下的 群众都看得见,弄不清是怎麽回事,於是批斗会就草草结束了。

此后,好一阵地院大字报栏再也没有贴出新的关于沈孝宇的大字报,公安部五局也没有抓沈孝宇,沈孝宇的事在地院好象烟消云散了。

又 过了一些天,傍晚时分,突然有人告诉我,地院一批人把沈孝宇和陶世龙拉到清华来游斗了,整个清华园都喧腾起来,世龙不断地挣扎。他们在清华大礼堂周围游了 一圈后就回地质学院去了,世龙在半路回了家,他的手腕被抓他的人扭坏了,两只手肿得象馒头。我问他是怎麽一回事,他说这是水文系一批支持朱成昭的学生干 的,那天傍晚,他和另外三位水文系的教师正在沈孝宇家中谈话,闯来一批学生把沈带走,看到世龙和另外三位教师,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都在这里太好了,你 们跟我们到宿舍去,有话要问你们,原来他们要世龙表态承认沈孝宇是反革命右派,可是世龙不仅不承认,还说沈是革命左派,这就激怒了他们,把他扭到地质学 院 北门,去陪着沈孝宇到清华游斗。奇怪的是,这场游斗并未在地质学院进行,此时地质学院那边也没再批沈孝宇,倒是在清华园内出现了批判~沈孝宇同时批判陶德 坚和红教联(他们有意避开“红教工”)的高潮,有一份大字报是所谓沈(孝宇)陶(世龙)陶(德坚)的言论对照,编造的手法,仍在突出沈是反革命右派,而我 和世龙与他同气相投,都是漏网右派。

有些红教工抱怨我们受到沈孝宇的牵累,我认为不是这样简单,地院多数人对批沈孝宇并不感兴趣,对说沈 是右派也并不那样害怕,在他被斗后仍有不少人公开或暗地支持他。但是在清华就大不相同了,也许因为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我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清华在一 九五七年对右派的打击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校党委到工作组都是挥舞右派的帽子来压制不同意见,虽然毛泽东说这是何其毒也,予以 否定,但并未追溯到一九五七年,因此把五七年的右派 拉出来,人们还是不敢沾边,特别是在清华,真有点谈“右”色变。看来是上次他们出了我一批大字报并未能 搞垮红教工后,正好利用沈孝宇来再一次大做文章。没有沈孝宇这件事,他们也会制造别的事端,关键在於他们对红教工里的这些“贱民”居然也敢组织起来,争取 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十分反感,认为这就是右派翻天,如不扼杀,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统治清华的基础。

果然,清华园内的大字报很快就从批 沈转为以批判陶德坚和红教联为中心了。对陶德坚的批判,也不局限在当初“万山红”编造出来的那几条,而是把蒯大富这一派的一些观点,如认为清华十七年来都 是修正主义黑线在主导,需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大翻个”等等,都作为陶德坚的 ** 拿来大批特批,大字报无需引述根据与来源,只需说这是陶德坚说的就行了 (文革后张家廉曾问当时指导这次批判的罗征启,批陶的那些 ** 都是从那里找来的,罗坦白承认,当时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言论, 都放到陶德坚的头上);把红教联说成是一堆坏人的组织,在大字报中也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了,他们说国民党、托派、肃反对象、舞女、经济不清的人还有司徒雷登 的座上客等等都参加了红教联,红教联实为黑教联,陶德坚就是国民党残渣馀孽和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极右势力的总代表。实际上所谓国民党是指有位教授过去集体参 加过国民党;所谓托派则并无其人。红教工中确有人当过舞女,那是因家贫无奈,时间也不长;所谓司徒雷登的座上客,不过是这位音乐教师曾为司徒雷登作过演奏 而已,至于经济不清究竟是什麽问题,他们也只能含糊其词;说到肃反对象,显然是指的林贤光,这事我很清楚,林的母亲信仰天主教,因此他也与一位天主教的神 父相识,共产党接管后,这位神父被抓进监狱,说他是间谍,林贤光也因而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中受到审查,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查错了对象,但不仅不 给人家陪礼道歉,现在更又把这“肃反对象”作为一顶摘不掉的帽子拿出来了,真是到那里讲理去!其实,就是按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标准,他们也在红教工中找不出 一个坏人,故只好用这种捕风捉影的手法,加给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了。

点名批判我和红教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每三、五天换一批,没有那样多的内容就将旧的大字报重抄出来,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这时上面号召的对刘少奇、蒋南翔的批判。我们红教工这点人,是没有申辩与反批判的力量了。

经 过他们这一闹腾,在不了解情况的人中,确实产生了影响。一天我去粮店买粮食,售货员见我的购粮本上的名字是陶德坚,就说:陶德坚是你爸爸吧。我说,陶德坚 就是我。他们怎麽都不肯相信,大字报上的陶德坚是个老奸巨猾青面獠牙的人物,怎麽能和面前这个柔弱的年轻女子联系起来呢。

不过就在这一片 急风暴雨的威胁下,我系职工马春浦,是位教授的夫人,人称马老太,却在此时挺身而出,在那些批我的大字报上留下为我辩白的批语,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以示 负责;每有新的大字报出来,她就去给它写批语。我深深为她这种执着的精神感动,同时劝她算了,她说,要让他们听到,还有不同的声音,依旧天天去写她的批 语。我还记得,前面讲过的那位不肯承认蒋南翔是黑帮的黄报青,这时又有人问他,陶德坚是不是右派,他的回答:不是!还在批我的一份大字报上加了批语说:陶 德坚,不用怕,勇敢地战斗吧。可惜象他这样有原则的干部,没等到这场浩劫的过去,他就象林兆龙那样离开了人世。

开头我有点纳闷,一个小小 的陶德坚,怎麽值得这些人如此大动干戈呢?但是渐渐就看得清楚了,他们明的在批判陶德坚,实际上是针对蒯大富及支持他的人,阻挠蒯大富在清华建立具有政权 性质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当时蒯大富的支持力量在清华占有优势,他们不敢正面反对蒯大富,便使用了这种策略。这在批陶高潮中出现的一百五十多名原清华大学党 的干部致蒯大富的公开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他们承认蒯大富在清华的领导 地位,只是错在重用了陶德坚和红教联,要求蒯大富改弦易辙,将“陶德坚之 流”清除出井岗山兵团。其实他们明知道红教工不过是支持蒯大富众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陶德坚也并未被蒯大富重用,把井岗山兵团的行为说成是被这些人所左 右,蒯大富这些年轻的学生也不难看出这封公开信的真正用心。井岗山兵团没有清除“陶德坚之流”,反而由兵团组织部出面,发布了保护陶德坚的文告。实际上清 华存在着支持与反对蒯大富为代表的井岗山红卫兵两种力量由来以久,在一段短暂的联合后,这时正处在分裂的边缘,提出清除陶德坚之流的要求来制造争端,无非 是促成这个分裂的一种手段。

在这一百五十多名干部的公开信没达到目的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井岗山兵团内外反对蒯大富的人和这些干部 结合起来,成立了井岗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从此清华公开分裂成团派(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这一派的简称)和四一四派,并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北京市高等学校的群众 组织也大多分裂成两派,纷争不已,直至发展到武斗。

四一四派拉出去后的一件大事就是继续批判并斗争了沈孝宇、陶德坚。

五 月十一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一个女学生进来把我堵在床上,要我谈谈红教联初建时和一个学生组成的战斗队“揪要害”交往的经过。谈了一阵又进来好几个学生 要我起床跟他们走一趟,我这才明白,早进来的这个女生不过是为了把我稳住,来者是不善的,一定是又有什麽事要发生。我跟他们出了门,并请蔡大妈代我照看孩 子和家门。因为近一段时间世龙被地质学院一个学生班级强邀去和他们住在一起,并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这时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已出了事下了 台,实际上已被控制起来,接替他是所谓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他成了刚建立的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本来王大宾对高元贵是尊重的,打算吸收他当这 个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由於王大宾的行动是完全听命於上面中央文革 那些人,并仍然维持了朱成昭压制不同意见的许多作法,高元贵不以为然,因而迟迟不得 “解放”,让他和学生住在一起,实际上是看管起来;世龙和高元贵观点相同,加上有和沈孝宇反对过朱成昭的事,怀疑他会参与“ ** 新生的红色政权”,强要他 住到学生中去,实际上也就是软禁起来了。世龙这种软禁生活大概持续了两个多月,间或回一次家,时间也很短,原来有事我还可和他商量,这以后都得靠我自己分 析判断和应付了。

按下这些不说,还是回到那些学生怎样把我带走。我跟着他们出去后,只见一辆大卡车已等在那里,他们叫我上车,车开到清华 外面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好久没有动静,一直等到中午,才开到清华大学的主楼旁,让我下车并把我拉到主楼前的台阶上,沈孝宇已在那里,台阶下的广场上聚集有 大约一千人,原来是四一四派在这里举行批判斗争沈孝宇的大会,我是被抓来陪斗。我想,我可不能低头,我要高高扬起我的头。我没有什麽罪,何必怕他们。坚持 了一会,就见会场乱起来了,是团派一批学生冲进了会场,他们反对开这个批斗会。一些学生冲上台阶把我救了出去,送到别处休息,除了红教工的人,还有许多学 生和工人来看望和安慰我。原先“万山红”等出我的大字报,学生并不关心也不了解这里面究竟有什麽矛盾。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这已不仅是陶德坚个人或仅仅是 教师的事情。在这以后,红教工的许多成员是有些害怕,很难开展活动了,但是学生工人不怕,特别是我系好些学生由于对我及那些整我的人都比较了解,始终对我 支持和维护;还有我系及外单位的一些工人也是始终欢迎我去参加他们的组织与活动,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江青康生等发表谈话,明确地点出我们(解救陈 里宁的几个负责人)是“坏人”后为止。

 

批斗沈孝宇、陶德坚大会现场。(据《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185页,图片为邱心伟女士提供。又按孙维藩、邱心伟所记,时间是5月10日,德坚所记可能有误,此时我处于被北京地院一战斗队准软禁状态,不在家。)

至今我也没有明白,当时他们为什麽要拿我来开刀,而以后陶德坚长期成为清华园内的头号打击重点。我曾想过,是不是因为谢富治怕我看到过他那些亲笔批 件,需要把我打击得开不了口?或者是上面有什麽人出于在群众中制造分裂 以及其他杀一儆百的需要,选中了我作为靶子?但这都是外来的因素,还得清华内部也有 人想置我于死地才行。在清华,我素无个人恩怨,为什麽这些人不惜用上各种卑劣的手段,那样凶狠呢?我想到了蒋南翔曾很得意地宣布,自从刘冰来了以后,真正 把清华建成不漏气的发动机。这不漏气发动机的特点是人在里面不过是一个小螺丝钉,无需也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但是人终究是人,他总是希望能有自己独立的 人格,所以一到文化大革命,当毛泽东从上面点出压制不同意见,把反对某个单位的领导人就看成反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群众思想上的闸门就打开了, 红教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觉悟,而这部不漏气发动机的功能,就在于能将对任何异端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应是我和红教工招来如此强烈打击的主要 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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