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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33)枪打出头鸟

February 8, 2015

在红教联建立起来并发展成为红教工後,一天晚上,陈乐迁找我去谈话,我们在二校门外的小河边散步,边走边谈。她问我为什麽要组织红教联?我提醒她 已改为红教工了。她说那都一样。我也不再和她争辩,因为她曾长期是支部的负责人,按照党员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习惯,向她汇报了成立红教联的经过,说到世龙批 评我不该躲避文革, 并给我介绍了地质学院红教联的情况,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组织很好,系里也有人支持,所以就搞起来了。她批评我说:“你是个党员,做什麽事 都应该听党的安排,不应把爱人(即丈夫)放在党之上。”听了她这话,我很惊讶,我说:“清华的党组织不是都瘫痪了吗,你说的党在那里呢?”她说:“当然有 党的组织在,你要很好想一想,你是否还要做一个党员,难道你从反右还没有吸取到足够的教训!”原来她还是从前那样,用代表着党的身份在向我作最後的警告, 但我已不是从前的我了。我说:“我们是听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才组织起来的,我 觉得并无什麽不妥之处。”她说:“那好吧,你既然不听劝告,今後就只有你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在陈乐迁和我谈话後的第二天早上,我 到建筑系系馆去,只见附近的大字报区,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从组织红教联是为了打击党的基层干部,到发表 ** ,污蔑党员,耍弄阴谋等等都有,把我称为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万山红”出的一份大字报,把我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言,按其所需摘出几句话,截头去尾後再拼起来,概括成为我提出 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主张跟据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划分阶级。

这些大字报使用了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种种手法,无足为奇。值得注 意的倒是,按照他们出的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和他们的内心,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後面还应加上“右派”二字,但是没有写出来,大字报也就是针对着我而不及这 些教授,看来都是出於策略的考虑,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要算账也只好等到秋後。

将某人的言论摘出几句,便将它抽象为什麽“论”,是多年来罗织罪名,致人於死地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命名为某种论後,便可以就这几个字推演出去,把本来不是你的东西都加到你的身上去。

当 时我的直觉使我想到,这是在枪打出头鸟了。在我登上二楼,走进红教工总部时,许多人已等在那里,问我该怎样办,我笑了笑说:“不值一驳,大家该干什麽还干 什麽吧。”但是我想最好不当红教工的第一把手,当时的群众组织都是找那些出身“红五类”的来当头,以避免人家来抓辫子;便向大家提出改选的要求,经过酝 酿,召开了红教工的全体大会,会上许多人热情地挽留我,我坚持还是换人为好,结果改选俞善乐为第一把手,我仍为核心组成员。但是俞善乐可能是又听见了什麽 风声,没有告知我们就到外地去了,结果红教工的工作仍旧是我在主持。

世龙也去看过那些大字报,他认为来者是不善的,就是应该揭露他们。我 当时不想让大家把精力花在我个人的事上,同时也以为他们这些大字报不过是摘取我的片言只字拿来做文章,而我发言时都有其他人在场,他们想歪曲只能暴露他们 自己用心不良。因此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他这意见用在清华也是无效的。因为,对方显然不只是陈乐迁或是“万山红”这十几个人,而且也不是澄清事实就可 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取名为“向党负责”的战斗队,曾在红教联初创时贴出的大字报上注上小字,说他们也想出大字报,因他们都是干部,怕群众 对他们不谅解,不敢自己出来贴大字报。我认为清华的干部大多数也应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支持他们,便在他们的批语後再加批语说为了支持他们参加文革, 我 愿代他们贴大字报。果然不久就收到他们的电话,说大字报在一个宿舍的楼梯底下,我去取大字报时,他们大概躲在什麽地方看得见我,而我则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 谁。我帮他们贴过多次大字报,每次他们在电话中都对我表示感谢,如果不是受到某些人的指使,怎麽会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湾,把大字报贴到建筑系系馆门 口,说我替他们贴大字报是阴谋,意在引蛇出洞呢。

还有一份大字报指责我赞成“党员为何保皇多?”,认为党员就是心眼坏。“党员为何保皇 多?”是一篇地质学院附属中学的共产党员张海涛等四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写出的大字报,结合这次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为什麽有那麽多党 员跟着 工作组跑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他们认为是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包括党对党员的教育,和党员本身应该反思的问题,有好多条,这“心眼坏”是其中的一条。这 份大字报许多问题谈的很符合我在清华接触到党内生活的实际,但我恰恰就是对“心眼坏”这一条不以为然,因为我也是一个犯了保皇错误的党员,扪心自问,确有 怕重蹈反右时的覆辙这个原因,如说我有私心,是能接受的,但还不是心眼坏。记得我正在看这大字报时,一个并不认识的人过来问我对这大字报的看法,我就把上 述看法告诉了他。因为事出偶然,此後我也没给别人谈起有关这篇大字报的事。为什麽这位素不相识的人把已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偏偏选择现在这个时间,又不惜 颠倒黑白来出我的大字报呢?

还有“万山红”这些人,他(她)们是和我一起参加军训学习的,明明知道我谈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体会的全部内容,为什麽要如此挖空心思地编造我的 ** ,等到此时才拿出来呢?

一 夜之间就能有那样多从不同角度针对我的大字报,除非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是不可能如此巧合的,不能不使人深思,我不由得不想到了陈乐迁最後的警告,但是 我正是吸取了反右的教训,为了不背叛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才决定这样作的,大字报对我的围攻,虽然一时成为一种压力,但我认为这正是这次文化大革命 所必然遇到的阻力,我还是按照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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