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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32)组织红教联

February 8, 2015

说干就干,我约林贤光(从津沽大学并入天津大学的同班同学)一起去地质学院红教联“取经”,这时是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下旬,秋意已深。接待我们的是 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教师,她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织的发展情况,她说现在地质学院大部分教师都已参加了这个组织,那些学生组织对他们也很尊重,教师 们对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发言权,不再是低人一等了。她在谈话中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点是,教师们应该挺起腰干,自己解放自己。

在清华 大学,教师们由於大多不是所谓红五类出身,年纪大的教师又多有较为复杂的经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早已成惊弓之鸟,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多是 小心翼翼跟着上面走,就这样,许多人仍未能躲过去,被批判斗争和抄家的人中许多是教师。清华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还曾到教职工食堂去对正在吃饭的人训 话,骂他们是一群混蛋,教师无人敢说话;有些温和一点的学生认为教师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但又把他们比作惰性气体,看不到他们也有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其 实我和林贤光都清楚,教师们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长期以来他们实际上已无法行使自己的政治上的发言权。文化大革命开始後,上面说大家有大鸣大放大辩 论和出大字报的自由,现在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出现,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了,教师们心里也热了,按照地质学院的经验,他们的积极性可高哩,在清华建立一个教师 自己的组织也应该是有希望的。

回校後,我和林贤光又找了徐莹光一起商量,徐是民用建筑设计教研组的年轻教师,他也同意建立一个清华的红教 联,并说他已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其成员包括我的同班同学何重义和教研组中几位老教师,他们经过商量,全体都愿意加入红教联。於是我们三人参照地质学院 红教联的经验,起草了一个清华大学红教联的章程,凡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清华大学教师都可报名参加。

这个章程刚贴出去,就有好些人来了解情 况,几天中有八、九十人报名参加。土木建筑系最多,约有四十来人,其他还有外语、物理、化学等教研组,每个教研组七、八人或三、四人不等,政治课、音乐 室、机械系、精密仪器系、工程化学系也有人参加。大家都很兴奋,因为现在有条件和学生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了。经过选举,我和俞善乐、张家廉、侯虞铿、徐莹 光、林贤光、徐文起作为核心组成员,我们这个群众组织就正式建立了。不过,徐文起随即退出,还有人放风,说红教联是“神仙会”,这神仙会是大跃进造成的经 济困难发生後,共产党邀集一些党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在高等学校主要是那些不是党员的教授),让他们海阔天空地发表意见的一种座谈会,标榜不戴帽子、不抓 辫子、不打棍子,即说什麽都可以,与会者也就得了个“神仙”的美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神仙”成了“杂七杂八”的人,和牛鬼蛇神混杂在一起不好分了。 所以这次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都特别激动,因为过去他们虽貌似得到尊崇,但在政治上被另眼相看,低人一等,现在这红教联不排斥他们,而且大家相处都是平等待 人,他们在精神上有一种解放感。

放这种风,无非是说红教联的参加者多是政治上不清的人,那些本来想参加红教联的教师,听到这个风声,自然 要裹足不前了,因为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 都是要“清”这些人。这股风出自一个取名为“万山红”的战斗队,其成员主要是我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的人,其中大多 数是党员,实际上仍受原来的党支部书记陈乐迁所控制。红教联的总部设在系馆的二楼,“万山红”的活动场所在楼下,大概在他们的眼里,让这些“神仙”也和他 们一样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太不象话。这时他们的认识,可能还未达到不久後张春桥指出的“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来夺权”的高度,但这楼上楼下的分歧,一开 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当时,全校都在进行军训,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楼下又放出风来,说红教联有二百块的教授。按照《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的原则,阶级是跟据其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这意思很清楚,教授的收入高,不能属於无产阶级,我们这个组织教授多,也自然没有资格参加文 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不许右派翻天,不过表现方法不同而已。

我们红教联确实有一位每月工资在二百元以上的教授宋镜瀛,当时能拿到每 月二百元以上的教授人数不多,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元收入高不少,但和他们过去的待遇相比,则下降了许多。在一次军训学习会上,我从四清及文 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结合这篇毛的文章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现在的中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人收入的工资就算多一点,也已不能用来剥削他 人,在知识分子中,如援用过去在农村的作法,按其工资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 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有些人工资外实际得到的好处,可以比工资更多;政治上的权 力能使人得到这些好处,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那这就成了他的特权,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对这 种搞特权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在今天,一个拿四十元工资的干部,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 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那他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不会比一个拿二百元工资的教授更拥护文化大革命。”红教联的成员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 都能正确对待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也感到红教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刻钢板,油印,装订…什麽具体工作都争着干,人都变得年轻了,他们一边工作还一 边哼小曲呢。

由於“万山红”放的风,可能还有别的什麽力量的干预,教师中虽仍有不少人赞成红教联,但不再申请加入红教联这个组织。但是土 建系车间及校设备工厂的工人却要求参加,建议我们从单纯的教师组织改为教职工的组织,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十一月底将红教联改为红教工,除土建系外,机 械厂等单位的工人也来参加,成员一下子增加到近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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