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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31)不能再躲下去了

February 8, 2015

现在我们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正是毛泽东向刘少奇摊牌,而以派工作组的问题为突破口的时候。如何评价工作组、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是不是坏 人?成为 当时斗争的焦点。地质学院反和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那样激烈,我家被抄和世龙被绑架这些遭遇,可以说是池鱼之殃。清华是王光美公开参与,大家都知道是刘少奇 抓的重点,更不可能平静,在清华大学学生雷蓉、王小平(王任重的女儿)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後,两派斗争短兵相接,清华园内发生过 多次牵动着全国的事件。我这时对外面的事少有了解,不过也在建筑系系馆的楼上,目睹了大批中学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造反歌, 举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和高干子女领头组织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一起,把贴在大礼堂前针对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统统撕掉,大叫:“只 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场面。还在抄家展览会上看到了陈乐迁父亲和其他人被抄走的财物,甚至梁思成这样的大师也未能幸免。

世龙在 从红卫兵总部放出来後,又被地质学院来的学生带走过两次。不过这两次来的学生都是友善的,他们是听说那些保工作组的红卫兵又要来把世龙抓走,抢先一步将他 藏起来。一次住在“东方红”的总部,一次在探矿工程系的学生宿舍,这个系大多数师生都是反对工作组,拥护高元贵的。因此这回我倒是放心了。就在世龙藏起来 这些天,地质学院两派斗争激烈,一度达到接近武斗的程度,而後由於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和新任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去地质学院,公开支持反工作组的“东 方红”。随後十月初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十三期上又发表社论,提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这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指的就是工作组执行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当前就得先批工作组。地质学院保工作组的组织,纷纷瓦解,“东方红”的头头成了学校的实 际掌权者,那些来抄我家的红卫兵偃旗息鼓,许多人借“大串连”,跑到外地去造反了。我们把贴在书柜书架上的封条撕下,把那马粪纸作的黑牌子也烧掉了。世龙 这时得到一定的自由,能到处去看大字报,对清华的运动也开始有些了解,世龙是个对政治敏感而且很投入的人,现在虽然对他没有什麽限制了,但工作组撤出时并 未对整他的那些问题作过澄清,那些反对工作组的群众组织也不敢吸收他,他成了散兵游勇。

自工作组撤後,我是一早就带着孩子离开家,躲在系 馆里,清华园里现在没有权威,东一拨西一拨红卫兵想干什麽就干什麽,我被这“红色恐怖”搞怕了,好象只能这样躲下去。这时外地来北京“串连”,等待毛泽东 检阅的红卫兵也多起来了,有一部分人被安排住在清华,有时让我去作一点接待工作,也就算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世龙对我躲避文革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说:你还是 共产 党员呢,怎麽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我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做得对,我保蒋、保工作组都错了,方向错了,越使劲越糟。现在这 样乱糟糟的,真是无所适从。世龙说:都因为你习惯了跟着上面走,自己不动脑筋,你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地质学院的教师,已经自己组织 起来,在反对工作组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你们为什麽不可以象地质学院红教联那样自己组织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经他一说,我 想了许多。我想起我少年时代的理想,也是我後来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然而,自从人党以後,那连续不断的党性教育,使我误认为只要听 党的话,我的理想就能实现。那时人们是把一个党组织的领导人就当作党,而党的领导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听党的话就变成了听上级党委的话,入党十几年来我就 是这样的。通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对错误的领导不仅不应服从,还应当坚决抵制;反对某个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也不等於反党。我想,在所谓的曹昌彬事 件上,我开始的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反而听从刘冰的错误领导,为了所谓的党性,才错误地跟着去批判曹昌彬的。尤其是想到不久前听说曹 昌彬一案的老同学宋元谨已自尽身亡的事,更感到自己当时不仅未能挺身出来和刘冰的错误领导作斗争,反而跟着干,内心无比愧疚。

宋元谨带着 右派帽子回到天津大学後,经过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已摘掉右派帽子,他曾写信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还要我向清华党组织转致他的谢意。看来他是真正被 “改造”了,但管他是这样夹着尾巴做人,仍改变不了他这一入另册便终身成为贱民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後,仅仅因为他和老同学林兆龙打了一次乒乓球,便 被拉出来批斗,说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挑衅;林兆龙也因身为党支部书记竟和摘帽右派 划不清界限而受到批判。当天晚上,宋元谨就在单身宿舍(因为他被打成右 派沈天行已和他离了婚)自己的房间里上吊了。过了一段时间,林兆龙在和学生一起作长途行军的途中也自尽身亡了!人们一直弄不清他的死因。我想,“老糊涂” (同学们给林取的外号)是一个很憨厚和重友情的人,他不怕牵累,心胸坦荡地和一个受人歧视的老同学打打球,想让他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但是连这样作为一个人 应有的起码的尊严与一点点友谊都不能有,他怎麽会想得通呢?他和我一样,都是在一九五○年夏天从香港的中学毕业後,选择了回国上大学的道路。他的家庭很富 裕,学习成绩又很好,是完全有条件在香港读大学的。在中学时代我们都已唱开了“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些歌,向往着在“讲民主,爱地 方”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也不会有人受苦受难了。当时我们想像的前景和听到的允诺,都是那样美好,我们都天真地以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能把中国变 成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国家,所以我们总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努力工作和改造自己。他和我还有宋元谨,成为班上最早入党的几个人。现在眼看林兆龙这样 离去了,他可能带着比宋元谨更多的失望而离开了人世。活着的我,应该怎样做?

我是不应回避这文化大革命的。何况正当世龙即将被打成反革命 的千钧一之际,是毛泽东扭转方向才把他救了出来,我们此时对毛的崇敬与信任都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他正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进行到底,我怎能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呢!的确,不能再这样躲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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