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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回忆录(28)干部下楼

February 8, 2015

工作组夺权后,要求清华原来担任支部书记以上职务的干部,人人都要经过自我检查,揭发,批判,得到群众认可,才能和群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把这一过程叫做“下楼”。

进 驻建筑系的工作组,在经过对全系干部进行初步了解后,确定陈乐迁是我们这个学习小组中第一个“下楼”的对象。工作组夺权后,以原来的教研组等组织为基础, 把全系的人员编成若干学习小组,原来的干部不再当权了,分别编在这些小组内。我们这教研组和另外两个教研组编在一起,王朝凤担任小组长,大概是她身世简 单,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和蒋南翔等领导也没什麽瓜葛,不会是黑帮黑线上的人物,被认为可靠,工作组有事都找她。

后来我才知道,以上这些作法,原来都是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这位国家主席的夫人此时已在替刘少奇干预清华的运动,不久更成为工作组的成员公开露面。

系工作组把帮助陈乐迁下楼的任务交给了我,大概是考虑到我与陈相处得很好,而我和王朝凤情况相似,此时都把工作组看成代表着党,很听他们的话。

陈 乐迁,是一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希望的那种党的驯服工具,工作组经过了解也认为她党性强,群众关系好,也从来没有过反毛泽东、反党、反社会主 义(简称三反)的言行,所以安排她在第一批下楼。下楼以后,就可以转而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力量了。此时原来校党委的宣传部长罗征启,便已因带头揭发批判蒋南 翔作得好,成为工作组肯定的革命干部。因此我也乐於接受这个任务,希望陈早点下楼。

早在一九五七年,陈乐迁因丈夫黄启民被打成右派,两人 离了婚。她的丈夫也是共产党员,是她大学时的同学;当时黄在一个建筑设计院工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因为对基本建设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被定为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按说陈乐迁对丈夫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心中有数,这从她离婚后一直保持单身的生活,而在黄摘了右派 的帽子,提出复婚的要求后, 她虽未马上答应,但已表示他可以来她家住,虽然是让他独处一室。她向我借去一张单人床,告诉我准备让黄启民回来住的事,并说这是为了孩子。她和黄有两个男 孩,离婚时为了孩子的前途,两个孩子都归了陈乐迁;大儿子黄乐懂事早,特别想念父亲,一再要求妈妈让爸爸回家。在她来借床时,我问过她复婚的事,她说还得 等一等,但我看得出她其实也是盼着这一天的;这时正好婆婆和世珉都已离去,我也有空床借给她,谁知没多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了,这 右派管你摘帽不摘帽,都是当然的牛鬼蛇神,在这种形势下,黄启民只好又一次搬走,而复婚的事自然是遥遥无期了。

为了帮助陈乐迁下楼,我多 次去到她家里,只见她面前总是放着一张白纸,她不知道该检查些什麽。她在处理失去了丈夫这类个人问题上,自觉还没有什麽困难,这麽多年都过来了;困难是在 清华推行修正主义的问题上,自己究竟错在那里,实在难以认识。其实当时小组的人都清楚,既然工作组已确定她第一批下楼,检查不过是一种形式,或者叫做走 过场,但过场也得走呀,总得检查点什麽才能过关。我就启发她说,你过去执行蒋南翔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除了按组织原则,不得不作的原因外,是不是也有某些 私心杂念,例如是不是想过紧跟这条路线,便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进修,更快地升为教授?等等。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又不能什麽都检查不出来,只好把这 些写上去,果然很快就下楼了。

党支部副书记童林旭的下楼就没有这样顺利,他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还有“三反”言论;他在国家出现经济困难 后,说过“三面红旗只剩下个旗杆了”这样的话。批判会开过后,学习小组要我写一篇大字报贴出去,让全系都知道。大字报写出后,卢连生在抄写大字报时问我, 童林旭这三个字上要不要打叉?在姓名上打叉,本是中国封建时代处决死囚时,在布告上的一种表示方法,用以表明此人即执行死刑;现在被用来表示此人已不属於 人民的范围;打不打叉代表着一种政治态度,说明你是不是和被打叉的人划清了界限。象童这样的情况该不该打叉?谁也难说可否,得知在外面的大字报上,那些没 能下楼而又有“三反”言论的干部的名字,都打上了叉的时候,我说:那我们也打上叉吧,还认为这回是自己党性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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